想象的共同体 发现场附近，他“穿着T恤和纱笼裙，靠在篱笆上”，以一种“爱尔兰 人的幸灾乐祸”(Irish Schadenfreude),冷眼旁观这栋烈焰中的建筑。 当位他认识的暴民领袖特地过来要他不必惊慌时，安德森惊觉原来他 根本就不以为自己身在险境。也许，在安德森的眼中，印尼人以怒火 焚烧帝国领事馆的景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他在剑桥经历过的那幕小小 的“反帝”行动重叠在一起了吧。 然而安德森绝不只是一个观众而已一他是一个如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一般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21964年，安德森返回美国，当时林登·约翰逊刚连任总 统，而美国国内已逐步走人反对越战的动荡之中。1965年，美国开始 大规模轰炸越南，安德森跟随恩师卡欣投入到反战运动之中。当年9 月，印尼军人翁东(Untung)将军发动政变失败，苏哈托(Suharto)将 军趁势而起，捏造说翁东为印尼共产党所指使，并大肆屠杀左翼人士。 此后苏哈托逐渐架空苏加诺，掌握印尼实权。1966年1月，安德森与 其他两位印尼研究同僚合作完成了一篇分析此次政变的论文。这篇后 来被称为“康乃尔文件”(Cornell Paper)的论文最初只在印尼研究的小 圈子内流通，但当年春天却意外流入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由于该文 指出翁东将军的流产政变根本与共产党无关，这个论点使苏哈托屠杀左 派的行动完全失去正当性，也同时直接挑战了因此政变而崛起的苏哈托 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成为安德森在日后（从1972年到1999年）长达27 年被印尼当局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 1967年，安德森完成其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3]1从1967年到1972年被驱逐出境为止，他还曾三度回到 印尼。在这段时间，由祖国爱尔兰独立斗争的斑斑血史所产生的同情 心，使安德森开始留意越南，并且将越南和印尼这两个同样历经血腥的 民族解放斗争才获独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系起来。他极端厌恶华府谈论亚 非地区的“低度开发国家”时的那种傲慢的口气，也十分同情苏加诺在 面临国家经济危机时，因不满美国的高傲态度怒喊“Go to hell with y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