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隐虑|科举制度的废止与科举学的兴起 举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将科举作为一门专门学 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科举制废问来研究的。到改革开放以后,科举硏究才逐步走 止之后,维系儒学的制度支撑不复存在,随之而来向繁荣,风会所向,终于在1992年出现了科举学的 的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文化断裂,远远超出了提议概念 废科举的估计和想象,因此张之洞在废科举后不久 科举学是在科举硏究历史悠久、研究对象重 就感到不安和一定程度的懊恼,并力图建立和推广要、硏究人员众多、硏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 存古学堂以保存旧学。其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成的一门专学。它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硏究 代背景中,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对象,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 下,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是近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籍和几乎所有地区皆有关系。科举学牵涉面很广,内 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容非常广博,在我看来,科举学所蕴涵的一切,只 1905年标志着1300年科举时代的终结。科举能用“高深渊博”来形容。科举时代,经常有人用汗 制废止后,古代为应考而兴盛的“科举之学”随着牛充栋、浩如烟海之类的成语来形容科举文献的繁 科举制的终结而衰亡。然而,在“后科举时代”,科多,如说“经策之学,浩如烟海,虽皓首未易穷其蕴 举并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也”。清代学者钱大昕所修《元史艺文志》,按经 社会。由于废科举时主要考虑的是为兴学堂开辟道史、子、集分类,在“集类”中,专立“科举类”,所 路,但科举不仅具有教育考试性质,而是集政治、教收《易义拟题》、《书义断法》、《春秋合题著说》 育、文化、社会功能为一身的复杂的考试制度,科举《策学归宗》、《科举天阶》等书21种。1903年编 废后,选官任职陷入无序,于是清政府在1910年便辑的科举改革后在科场中采用的策问目录,确认采 拟好《文官考试章程》并准备实施,后因辛亥革命用32个类目,其中科举与治道、学术、内政、外交、 爆发而未果。民国考试制度对科举制有多方面的传时事、学校、官制等并列,说明当时科举已是世间所 承,尤其是考试院的建置和考试程序,在一定意义有事物和学问中一个独立的大类。民国以来,中 上可以说是科举的复活。我国1952年建立的统一高外各种涉及国学的书籍在处理学问类别的时候,都 考制度,在考试竞争的机制和影响等方面,也与科是将科举与学校并列为一类,或者将科举与教育并 举具有某种形式的相似之处。 列为一类,与文学、法律、农业、工业、商业、军事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试在社会生活中的利弊各种类别等量齐观,可见科举内涵之广,已成为有别 影响日益明显,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虽已成为历史于其他学问的一大类别。 陈迹,但其仍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于是科举硏究慢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科举硏究成果 慢受到重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逐宴宴可数,而海外的科举研究成果却层出不穷。20 渐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科举硏究日世纪80年代一度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 渐兴起,并于1992年开始提出建立科举学这一门专中国”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中国学者若不重 视硏究科举,岂不也可能出现“科举产生于中国,科 有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举学不在中国”的尴尬现象?正如杨学为硏究员在 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需要 果在时代精神前,来得过早,就将会为人所淡忘和 科举学”》一文中所说的,首倡“科举学”,是很有 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谁备给它欢迎时,它才远见的创举,“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 能重现于世”。科举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自科落后。”我认为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使命深入全面地 举废后不久,就开始有人进行科举硏究,当时主要开展科举硏究。而真正要达到全面和深入,就不能 是整理一些地区的科第名录,或者对科举考试进行零敲碎打单兵作战,只有将各学科分散的科举硏究 回忆。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因为建立考试院 统合起来,才可能使其形成合力,使科举研究出现 科举硏究出现一定程度的兴盛。但1949年以后,因突破和飞跃。这便是“科举学”形成的学术背景。 为将科举视为落后腐朽的制度,科举硏究被冷落 中国学术自近代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 75>>> ?1994-2016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75 >>> 举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 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科举制废 止之后，维系儒学的制度支撑不复存在，随之而来 的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文化断裂，远远超出了提议 废科举的估计和想象，因此张之洞在废科举后不久 就感到不安和一定程度的懊恼，并力图建立和推广 存古学堂以保存旧学。其实，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 代背景中，在西学东渐和外来势力强力介入的情况 下，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是近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 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1905年标志着1300年科举时代的终结。科举 制废止后，古代为应考而兴盛的“科举之学”随着 科举制的终结而衰亡。然而，在“后科举时代”，科 举并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 社会。由于废科举时主要考虑的是为兴学堂开辟道 路，但科举不仅具有教育考试性质，而是集政治、教 育、文化、社会功能为一身的复杂的考试制度，科举 废后，选官任职陷入无序，于是清政府在1910年便 拟好《文官考试章程》并准备实施，后因辛亥革命 爆发而未果。民国考试制度对科举制有多方面的传 承，尤其是考试院的建置和考试程序，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说是科举的复活。我国1952年建立的统一高 考制度，在考试竞争的机制和影响等方面，也与科 举具有某种形式的相似之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试在社会生活中的利弊 影响日益明显，人们逐渐认识到，科举虽已成为历史 陈迹，但其仍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于是科举研究慢 慢受到重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逐 渐反思科举制的功过和废科举的影响，科举研究日 渐兴起，并于1992年开始提出建立科举学这一门专 门学问[2]。 有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 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 果在时代精神前，来得过早，就将会为人所淡忘和 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欢迎时，它才 能重现于世”[3]。科举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自科 举废后不久，就开始有人进行科举研究，当时主要 是整理一些地区的科第名录，或者对科举考试进行 回忆。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因为建立考试院， 科举研究出现一定程度的兴盛。但1949年以后，因 为将科举视为落后腐朽的制度，科举研究被冷落，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将科举作为一门专门学 问来研究的。到改革开放以后，科举研究才逐步走 向繁荣，风会所向，终于在1992年出现了科举学的 概念。 科举学是在科举研究历史悠久、研究对象重 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的情况下逐渐形 成的一门专学。它以科举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 对象，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 籍和几乎所有地区皆有关系。科举学牵涉面很广，内 容非常广博，在我看来，科举学所蕴涵的一切，只 能用“高深渊博”来形容。科举时代，经常有人用汗 牛充栋、浩如烟海之类的成语来形容科举文献的繁 多，如说“经策之学，浩如烟海，虽皓首未易穷其蕴 也”[4]。清代学者钱大昕所修《元史艺文志》，按经、 史、子、集分类，在“集类”中，专立“科举类”，所 收《易义拟题》、《书义断法》、《春秋合题著说》、 《策学归宗》、《科举天阶》等书21种[5]。1903年编 辑的科举改革后在科场中采用的策问目录，确认采 用32个类目，其中科举与治道、学术、内政、外交、 时事、学校、官制等并列，说明当时科举已是世间所 有事物和学问中一个独立的大类[6]。民国以来，中 外各种涉及国学的书籍在处理学问类别的时候，都 是将科举与学校并列为一类，或者将科举与教育并 列为一类，与文学、法律、农业、工业、商业、军事等 各种类别等量齐观，可见科举内涵之广，已成为有别 于其他学问的一大类别。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成果 寥寥可数，而海外的科举研究成果却层出不穷。20 世纪80年代一度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 中国”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中国学者若不重 视研究科举，岂不也可能出现“科举产生于中国，科 举学不在中国”的尴尬现象？正如杨学为研究员在 《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需要 “科举学”》一文中所说的，首倡“科举学”，是很有 远见的创举，“全世界都在研究科举，它的故乡不应 落后。”我认为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使命深入全面地 开展科举研究。而真正要达到全面和深入，就不能 零敲碎打单兵作战，只有将各学科分散的科举研究 统合起来，才可能使其形成合力，使科举研究出现 突破和飞跃。这便是“科举学”形成的学术背景。 中国学术自近代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 书院讲坛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科举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