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他认为，必须对此进行清理，才能对大革命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激进分子， 一元论者。连胡适，也都”拼命走极端”。但是，五四是一条大河，支流众多。由 于来自不同的源头和经历不同的地带，它们便各各以不同的流向与流速，互相融 汇，互相冲突，推动着左右着运动的发展。 运动的领袖和中坚分子是一批归国的留学生。清朝末年，从西方归来的学生 基本上不参与当时的改革运动，五四的情形就颇不相同了。这时，大部分留学生 都是在日本、美国和法国学习的，这三个不安分的国家，以它们各自独特的历史， 启发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反思中国的问题。这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显示 了他们的思想差异。留美学生大抵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留日和留法的学生则更多 地关注军事和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留日学生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影响：留法学生或受法国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于民主、乌托邦社 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他们中间甚至明显地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风味：至于留 美学生，则比较一致地接受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的思 想渊源和知识结构，埋下了五四后期大分化的伏线，甚至对此后的中国现代化的 进程，也都产生着潜在的影响。五四冰河解冻，众声喧哗。不同的问题，不同的 主义，甚至主义中仍然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 胡适则是渐进主义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 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都存在 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 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新文化运动是精神解放的运动。运动是多元主义 的，相对主义的，反体系化反制度化的。借用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 盾》中的说法，五四时期应当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领域，以其轴心 原则-一”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一支配社会的时期。发生在这一时期中的许多大大 小小的论战，无论发生在革新派内部或是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都是没有结论 而只有探过的。东西新旧文化之争，“解放"与”自由”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运动就是一切，怀疑就是一切， 争论就是一切。一九二二年，北京出现反宗教运动。由于教会学校当局禁止学生 参加罢课及其它社会活动，引发多起冲突事件，一些国际基督教组织决定四月份 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针对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 者李石曾等提前发起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其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 陈独秀，是加盟并予以积极支持的。陈独秀的行动，立即遭到周作人等五教授的 攻击，接着钱玄同等也发表宣言，极力反对大同盟运动以群众压力于涉和威胁个 人思想信仰的自由。周作人一再声言，说陈独秀的态度予人以恐怖感和压迫感。 陈独秀公开致函作答，强调基督教的反科学性质，以及基督教育有“强有力的后 盾”，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基督教是强者，于是提出：”"请尊重 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作人则答辩道：“承 认这些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对于个人 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他强调说，”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 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王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压迫。”无论是政党或是多数，因为 没有”组织”的存在，人际关系变得天然的民主，所以，周作人等少数派也就仍然 能够自由地发出，而且确实留下了异议的声音。意识。"他认为，必须对此进行清理，才能对大革命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激进分子， 一元论者。连胡适，也都"拼命走极端"。但是，五四是一条大河，支流众多。由 于来自不同的源头和经历不同的地带，它们便各各以不同的流向与流速，互相融 汇，互相冲突，推动着左右着运动的发展。 运动的领袖和中坚分子是一批归国的留学生。清朝末年，从西方归来的学生 基本上不参与当时的改革运动，五四的情形就颇不相同了。这时，大部分留学生 都是在日本、美国和法国学习的，这三个不安分的国家，以它们各自独特的历史， 启发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反思中国的问题。这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显示 了他们的思想差异。留美学生大抵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留日和留法的学生则更多 地关注军事和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留日学生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影响；留法学生或受法国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于民主、乌托邦社 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他们中间甚至明显地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风味；至于留 美学生，则比较一致地接受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的思 想渊源和知识结构，埋下了五四后期大分化的伏线，甚至对此后的中国现代化的 进程，也都产生着潜在的影响。五四冰河解冻，众声喧哗。不同的问题，不同的 主义，甚至主义中仍然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 胡适则是渐进主义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 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都存在 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 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新文化运动是精神解放的运动。运动是多元主义 的，相对主义的，反体系化反制度化的。借用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 盾》中的说法，五四时期应当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领域，以其轴心 原则--"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支配社会的时期。发生在这一时期中的许多大大 小小的论战，无论发生在革新派内部或是在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都是没有结论 而只有探讨的。东西新旧文化之争，"解放"与"自由"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运动就是一切，怀疑就是一切， 争论就是一切。一九二二年，北京出现反宗教运动。由于教会学校当局禁止学生 参加罢课及其它社会活动，引发多起冲突事件，一些国际基督教组织决定四月份 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针对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 者李石曾等提前发起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其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 陈独秀，是加盟并予以积极支持的。陈独秀的行动，立即遭到周作人等五教授的 攻击，接着钱玄同等也发表宣言，极力反对大同盟运动以群众压力干涉和威胁个 人思想信仰的自由。周作人一再声言，说陈独秀的态度予人以恐怖感和压迫感。 陈独秀公开致函作答，强调基督教的反科学性质，以及基督教育有"强有力的后 盾"，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基督教是强者，于是提出："请尊重 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作人则答辩道："承 认这些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对于个人 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他强调说，"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 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压迫。"无论是政党或是多数，因为 没有"组织"的存在，人际关系变得天然的民主，所以，周作人等少数派也就仍然 能够自由地发出，而且确实留下了异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