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来说:“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虛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 断干丝万缕的家庭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旧家庭势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当时巴金对旧伦 理、旧道德、旧家庭进行的激烈批判,和彻底摆脱大家庭后的情感上的失落其实是一种渴望理想中 的家庭而不得的一种复杂情绪的体现。总之,巴金虽然激烈地攻击和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可是从他 的言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和家有着干丝万缕的关系。[8] 而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更多的是演绎出了战争中的家国矛盾,家国矛盾的悲剧演绎是 对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⑨9]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和高昂的爱国 精神进行宣扬,其实是在宣扬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大家庭经历了战争的重创,经历了 风雨飘摇后仍然保留下来,并且能够重建和延续,体现了传统伦理的强大影响力。而且文章的结局 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人还是回归了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这个家庭重新的团聚了,充 满温馨、和谐的家仍然是人们精神的皈依,并且这些“新”的人承担起改造旧家、创建新家的责 任,为新家注入生机。与巴金先生不同的是这部作品中除了对旧式家庭的批判,还寄托着作家对传 统的“家”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思考,也饱含着作家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转型重构的期待 老舍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无情批判,他更注重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去探索中国国民劣 根性的文化原因,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予以继承,腐朽部分又能进行理智的批判,他期待建立一 种现代化的家庭和文化来拯救国家和个人 24对国民性的批判 巴金继承了鲁迅对吃人家族礼教的揭露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灭亡》第一章里与第十七章 《杀头的盛典》中也有鲁迅意义上的“看客”描写,杜大心憎恶“吃草根、吃树皮、吃土地、吃小 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样的人“[10但是巴金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多的体现 在他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和忏悔上,尤其是其在文革之后所写的“忏悔录” 《随想集》,巴金在 其中对整个民族从五四到文革时期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将自己和国民的心理毫不 掩饰的直接剖析开,达到了一种自己和时代与民族一起忏悔反思的效果,作者在其中清醒而痛苦的 反思反映出作者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良知,更加发人深省。 老舍先生的作品大多发生在他熟悉的老北京,他通过塑造各种市民形象,通过对北京市民人性 弱点的探讨,暗示出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可以粗略的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传 统的老派市民形象,他们固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拒绝接受一切新思想,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仍 然只想着自己的大寿和四世同堂美好愿望的祁老太爷,可能是由于有大量的生活素材老舍对这一类 市民形象的塑造可谓入木三分;一类是勇于接受新思想大胆变革投入社会变革之中的年轻市民,他 们汲取了新思想的精华,做事干脆利落,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是作者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市民形 象;还有一类就是在新与旧之间摇摆不定不断挣扎的“中间人”他们一方面想接收新思想但又无法 完全摆脱束缚,无法完全觉醒;最后一类就是生活艰难的最底层小市民,他们往往有着安稳生活的 愿望,但最终几乎都被社会逼上了绝路,例如祥子和《月牙儿》中的“我”等。通过对这些人物形 象的塑造,老舍对国民性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批判,其小说中的北京市民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的话来说：“六七十年来我就想摆脱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和虚伪的礼节，但一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挣 断千丝万缕的家庭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旧家庭势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当时巴金对旧伦 理、旧道德、旧家庭进行的激烈批判，和彻底摆脱大家庭后的情感上的失落其实是一种渴望理想中 的家庭而不得的一种复杂情绪的体现。总之，巴金虽然激烈地攻击和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可是从他 的言行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和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8] 而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更多的是演绎出了战争中的家国矛盾，家国矛盾的悲剧演绎是 对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9]对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和高昂的爱国 精神进行宣扬，其实是在宣扬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大家庭经历了战争的重创，经历了 风雨飘摇后仍然保留下来，并且能够重建和延续，体现了传统伦理的强大影响力。而且文章的结局 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人还是回归了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这个家庭重新的团聚了，充 满温馨、和谐的家仍然是人们精神的皈依，并且这些“新”的人承担起改造旧家、创建新家的责 任，为新家注入生机。与巴金先生不同的是这部作品中除了对旧式家庭的批判，还寄托着作家对传 统的“家”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思考，也饱含着作家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转型重构的期待。 老舍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无情批判，他更注重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去探索中国国民劣 根性的文化原因，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予以继承，腐朽部分又能进行理智的批判，他期待建立一 种现代化的家庭和文化来拯救国家和个人。 2.4对国民性的批判 巴金继承了鲁迅对吃人家族礼教的揭露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如《灭亡》第一章里与第十七章 《杀头的盛典》中也有鲁迅意义上的“看客”描写，杜大心憎恶“吃草根、吃树皮 、吃土地、吃小 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样的人”[10]但是巴金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多的体现 在他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和忏悔上，尤其是其在文革之后所写的“忏悔录”——《随想集》，巴金在 其中对整个民族从五四到文革时期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他将自己和国民的心理毫不 掩饰的直接剖析开，达到了一种自己和时代与民族一起忏悔反思的效果，作者在其中清醒而痛苦的 反思反映出作者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良知，更加发人深省。 老舍先生的作品大多发生在他熟悉的老北京，他通过塑造各种市民形象，通过对北京市民人性 弱点的探讨，暗示出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可以粗略的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传 统的老派市民形象，他们固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拒绝接受一切新思想，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仍 然只想着自己的大寿和四世同堂美好愿望的祁老太爷，可能是由于有大量的生活素材老舍对这一类 市民形象的塑造可谓入木三分；一类是勇于接受新思想大胆变革投入社会变革之中的年轻市民，他 们汲取了新思想的精华，做事干脆利落，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是作者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市民形 象；还有一类就是在新与旧之间摇摆不定不断挣扎的“中间人”他们一方面想接收新思想但又无法 完全摆脱束缚，无法完全觉醒；最后一类就是生活艰难的最底层小市民，他们往往有着安稳生活的 愿望，但最终几乎都被社会逼上了绝路，例如祥子和《月牙儿》中的“我”等。通过对这些人物形 象的塑造，老舍对国民性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批判，其小说中的北京市民表现出来的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