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一兼论“俳优”与“锋身”113 必须指出儒家论修身兼顾“穷”与“达”两面。“达”是得君行道，可以使 天下治；“穷”则不为权势所屈，以致枉“道”以从之。而后一义尤为吃 紧，因为不如此个人即不能维护住“道”的尊严。荀子在《修身》篇中讨 论了“治气养心”之术以后，接着便说：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士 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可见在这个大关节上，孟子和荀子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论中国知识分子注重修身的特色，旨在发掘其历史的背景。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 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 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 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已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所以“中 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固 是事实。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 杜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 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测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划 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我不否认心性之学在宋明思想史上的中心意 义，但“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原始儒学至 少是不甘心如此退藏于密的。朱子重订“四书”而必要人先读《大学》， 以定其规模(《朱子语类》卷十四)。又说“平生精力全在此书”（同上）。 这些话都值得我们深思。不但如此，前已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修 身者并不止儒家一家，《墨子》与《管子》书中都有专篇讨论。这个重要 的事实，如果不从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以及“道”与“势”的关系多方面 去着眼，则将无从索解了。 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自始便有重视“修身”的传统，但是我们绝不能 因此肯定他们人人都在精神修养上有了真实的造诣。事实上，在战国 中晚期“修身”不但已成为“土”的标记，而且世主也以此为取“土”的标 准。“修身”既人于利禄之途就必然不免要流为虚伪。《准南子·主术 训》篇末云： 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