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然而,在70年代以前,也许只有少数发达工业国家(如美国)开始步入信息社会,进 入80、90年代,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通讯技术(通讯卫星、光缆、传真机和数字化通 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21世纪全世界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社会为特征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使世界 经济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信息化阶段,知识和信息的制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成为新经济增长 最重要的源泉: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处理将逐渐成为生产和工作的主要活动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对一国或地区的政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区域化,使得各国或地区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无时无刻都必须考 虑世界经济局势和发展变化:国际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使得民族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丧失了部 分的决策权。国际组织似乎承担了一种广泛的道义职责,人们希望它们处理或解决各国之间、 甚至各国内部因某种原因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一个贫困国家处于经济困境时,它可能立即 请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不少发展中国家觉得,只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国家经济发展就有了保障;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间组织)能把各国政府要员召集在一起, 确定共同国际议题,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并使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保护和发展问题的各国首脑会议便是一例)。国际组织的规章、决议以 及国际协定也对各国的政策制定具有明显的制约、甚至决定的作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 理会的决议可能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定的一个依据,在当代,大多数国家工地区不 敢把这些决议、协定当儿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遵守其“透明条款”;申请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符合其“申报规定”: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予技术指导必须 受其“检査”的约束。这就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受到制约或影响。 国际组织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国或地区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 仅仅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而且直接影响各国和决策:鼓励巴西等拉美国家制定和实施经济稳 定计划:监督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的预算制定;研究一些东亚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 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策,要求其削减军火开支……如此等等 另外,跨国公司对各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它们甚至可 以左右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运 总之,在当代,国际环境成为各国决策的一个重要变数,离开国际环境,无视国际经济 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趋势的政策,要取得预期效果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节政策工作环境 社会经济状况、体制或制度条件、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所构成的只是政策制定、实施和 评估的社会环境或总体背景。政策主体在政策过程中会从总体上、宏观上去把握环境因素。 只有认清了总体的、宏观的环境,才能对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基本方向、基本价值有所了解。 比如,不去把握1997年下半年后世界金融的总动向,就无法理解中国宏观调控中必须建立 严格的金融监控系统、建立金融安全区的必要性,从而也就无法去制定和实施具体的适度货 币政策、信贷政策等。如果不对科索沃战争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 清醒的认识,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有总体的把握,也就无法去制定、理解和实施具体的外 交政策。政策的社会环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有了解了政策的社会环境,才能站在全局 的高度,总揽一切。 但是,不少政策硏究者在讨论政策环境时,只分析到政策的社会环境或总体环境就停住 了,他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把政策的环境阐述清楚了。对政策环境只作一般的、总体的、宏观 的规定的做法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所有的政策所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或一切政策都有着相 同的环境。 但这种假设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戴维·C.佩里和劳伦斯·F.凯勒在理査德·D.宾厄姆等念，然而，在 70 年代以前，也许只有少数发达工业国家（如美国）开始步入信息社会，进 入 80、90 年代，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通讯技术（通讯卫星、光缆、传真机和数字化通 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 21 世纪全世界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社会为特征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使世界 经济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信息化阶段，知识和信息的制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成为新经济增长 最重要的源泉；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处理将逐渐成为生产和工作的主要活动。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对一国或地区的政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区域化，使得各国或地区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无时无刻都必须考 虑世界经济局势和发展变化；国际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使得民族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丧失了部 分的决策权。国际组织似乎承担了一种广泛的道义职责，人们希望它们处理或解决各国之间、 甚至各国内部因某种原因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一个贫困国家处于经济困境时，它可能立即 请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不少发展中国家觉得，只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国家经济发展就有了保障；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间组织）能把各国政府要员召集在一起， 确定共同国际议题，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并使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保护和发展问题的各国首脑会议便是一例）。国际组织的规章、决议以 及国际协定也对各国的政策制定具有明显的制约、甚至决定的作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 理会的决议可能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定的一个依据，在当代，大多数国家工地区不 敢把这些决议、协定当儿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遵守其“透明条款”；申请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符合其“申报规定”；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予技术指导必须 受其“检查”的约束。这就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受到制约或影响。 国际组织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国或地区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 仅仅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而且直接影响各国和决策：鼓励巴西等拉美国家制定和实施经济稳 定计划；监督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的预算制定；研究一些东亚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 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策，要求其削减军火开支……如此等等。 另外，跨国公司对各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它们甚至可 以左右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运。 总之，在当代，国际环境成为各国决策的一个重要变数，离开国际环境，无视国际经济、 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趋势的政策，要取得预期效果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节 政策工作环境 社会经济状况、体制或制度条件、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所构成的只是政策制定、实施和 评估的社会环境或总体背景。政策主体在政策过程中会从总体上、宏观上去把握环境因素。 只有认清了总体的、宏观的环境，才能对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基本方向、基本价值有所了解。 比如，不去把握 1997 年下半年后世界金融的总动向，就无法理解中国宏观调控中必须建立 严格的金融监控系统、建立金融安全区的必要性，从而也就无法去制定和实施具体的适度货 币政策、信贷政策等。如果不对科索沃战争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 清醒的认识，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有总体的把握，也就无法去制定、理解和实施具体的外 交政策。政策的社会环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有了解了政策的社会环境，才能站在全局 的高度，总揽一切。 但是，不少政策研究者在讨论政策环境时，只分析到政策的社会环境或总体环境就停住 了，他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把政策的环境阐述清楚了。对政策环境只作一般的、总体的、宏观 的规定的做法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所有的政策所面对的环境是一样的，或一切政策都有着相 同的环境。 但这种假设其实是没有根据的。戴维·C.佩里和劳伦斯·F.凯勒在理查德·D.宾厄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