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文明。是明出地上,火地为晋,受兹介福之时矣。易道于此,必有大明之一日。吾辈丁兹 世运绝续之交,守先待后,责无旁贷。亟宣革故鼎新,除门户之积习,破迂拘之谬见。以世 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之条理玩其辞。集思广益,彰往察来,庶几千年神秘之钥可得而开 兴神物以前民用,必非民父欺人之语也”(《今后世界之易》,载《学易笔谈》一集,卷一)。 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新易学”的纲要,而其中心思想就是“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 之条理玩其辞”。杭辛斋是二十世纪初为易学的现代发展寻求方向的人物,他的“新易学” 虽然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体系,但其观点在而后具有新思想的易学家看来,是富于启发性的 钱基博论及杭辛斋时说,辛斋说易在当时如“异军突起,足为易学辟一新途者焉!”(《周 易题解及其读法》五汉以后周易之学者及其解说))。所谓“以”即是新以,牛是从世界思 潮的新闪光观易。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思潮很快普及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晚清民国之际,“异军突起”的“新易学”,演进为而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现代易 学主潮。 (二)“五四”时期的易学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易学真正意义上的开创期。如果说晚清时期的“新易学”具有 从传统易学向现代易学转变的某些过度性的特征,尚未确立科学的学科研究方式,那么,在 具备较严格的科学方式和学科方法这一点上,“五四”时期最具有创新意识的易学已可纳入 现代易学的范畴, “五四”时期是西方哲学和科学输入中国的一个重大时期,这种输入较之以前,有两个 显著的特点:其一,规模宏大,当时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被译介起来:其 二,系统而具规模,超出了以往零星的介绍。这种新思想的自由输入,推进了中国现代哲学 思潮的形成。 “五四”时期的易学家最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是在哲学方面。随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 和把握的深入,一些敏学善思的学者有可能从全新的思想关门对《易经》的意义和价值重新 阐释,并初步有了建立现代易学哲学的尝试。有意思的是,当中国学者最初试图对易学作现 代哲学阐释时,最先引起他们关注的是易学与西方形式的哲学表面上近似或相同的方面,他 们所感觉到的问题是从新的哲学观点和立场解释易学的必要性,以此来重新确立《易经》乃 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世界中的合理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易学哲学演进的 基本动向。这一点在梁漱溟和朱谦之那里体现得最为突出。而胡适对《易经》的解说,虽然 在《易经》的文献性质和学派归属等问题的把握有所不妥,但其研究方法却较为客观,至于 在历史的解说之外是否可以对《易经》作进一步的哲学发挥,对这一类问题他是不甚关心的 “五四”时期也是传统易学内部进行学术调整时期。传统学术经历晩淸时期的衰变过程 之后,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整理国故”的倡导,重新趋于复苏。超越传统的努力及重 新确认传统本身的意义想意向构成“五四”时期推动整个文化演进的双重作用力。从承袭的 角度,传统易学仍有相当大的发展潜能。由于受到日益扩张的新思潮的刺激和影响,在传统 易学的内部也呈现了复杂的动向。既有人继续严格恪守传统经学范式,如曹元弼对汉易的: 的也有学者积极顺应时代新潮流,赋予传统易学以新的意,如唐文治对《易经》义理的阐释, 其治易方式虽仍不脱传统师法,却富于新时代的人文意识。这表明“五四”时期整个易学的 演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梁漱溟(1893-1988)通常被看作20世纪新儒学的开创性的人物。梁漱溟不是专门的易 学家,但他在《东西方文化极其哲学》(1920)对《易经》所作的哲学阐释不仅具有学术上 的代表性,而且具有思想上的重要性。在梁漱溟早期思想中,形而上学问题占据可远比后来 重要的地位。梁淑溟认为《易经》是中国所有思想直源,而孔子则是联结于中国形而上学(《易8 之文明。是明出地上，火地为晋，受兹介福之时矣。易道于此，必有大明之一日。吾辈丁兹 世运绝续之交，守先待后，责无旁贷。亟宣革故鼎新，除门户之积习，破迂拘之谬见。以世 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之条理玩其辞。集思广益，彰往察来，庶几千年神秘之钥可得而开。 兴神物以前民用，必非民父欺人之语也”（《今后世界之易》，载《学易笔谈》一集，卷一）。 这段论述可以看作是“新易学”的纲要，而其中心思想就是“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 之条理玩其辞”。杭辛斋是二十世纪初为易学的现代发展寻求方向的人物，他的“新易学” 虽然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体系，但其观点在而后具有新思想的易学家看来，是富于启发性的。 钱基博论及杭辛斋时说，辛斋说易在当时如“异军突起，足为易学辟一新途者焉！”（《周 易题解及其读法》五汉以后周易之学者及其解说））。所谓“以”即是新以，牛是从世界思 潮的新闪光观易。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思潮很快普及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晚清民国之际，“异军突起”的“新易学”，演进为而后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现代易 学主潮。 （二）“五四”时期的易学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易学真正意义上的开创期。如果说晚清时期的“新易学”具有 从传统易学向现代易学转变的某些过度性的特征，尚未确立科学的学科研究方式，那么，在 具备较严格的科学方式和学科方法这一点上，“五四”时期最具有创新意识的易学已可纳入 现代易学的范畴。 “五四”时期是西方哲学和科学输入中国的一个重大时期，这种输入较之以前，有两个 显著的特点：其一，规模宏大，当时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被译介起来；其 二，系统而具规模，超出了以往零星的介绍。这种新思想的自由输入，推进了中国现代哲学 思潮的形成。 “五四”时期的易学家最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是在哲学方面。随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 和把握的深入，一些敏学善思的学者有可能从全新的思想关门对《易经》的意义和价值重新 阐释，并初步有了建立现代易学哲学的尝试。有意思的是，当中国学者最初试图对易学作现 代哲学阐释时，最先引起他们关注的是易学与西方形式的哲学表面上近似或相同的方面，他 们所感觉到的问题是从新的哲学观点和立场解释易学的必要性，以此来重新确立《易经》乃 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世界中的合理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易学哲学演进的 基本动向。这一点在梁漱溟和朱谦之那里体现得最为突出。而胡适对《易经》的解说，虽然 在《易经》的文献性质和学派归属等问题的把握有所不妥，但其研究方法却较为客观，至于 在历史的解说之外是否可以对《易经》作进一步的哲学发挥，对这一类问题他是不甚关心的。 “五四”时期也是传统易学内部进行学术调整时期。传统学术经历晚清时期的衰变过程 之后，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整理国故”的倡导，重新趋于复苏。超越传统的努力及重 新确认传统本身的意义想意向构成“五四”时期推动整个文化演进的双重作用力。从承袭的 角度，传统易学仍有相当大的发展潜能。由于受到日益扩张的新思潮的刺激和影响，在传统 易学的内部也呈现了复杂的动向。既有人继续严格恪守传统经学范式，如曹元弼对汉易的； 的也有学者积极顺应时代新潮流，赋予传统易学以新的意，如唐文治对《易经》义理的阐释， 其治易方式虽仍不脱传统师法，却富于新时代的人文意识。这表明“五四”时期整个易学的 演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梁漱溟（1893-1988）通常被看作 20 世纪新儒学的开创性的人物。梁漱溟不是专门的易 学家，但他在《东西方文化极其哲学》（1920）对《易经》所作的哲学阐释不仅具有学术上 的代表性，而且具有思想上的重要性。在梁漱溟早期思想中，形而上学问题占据可远比后来 重要的地位。梁淑溟认为《易经》是中国所有思想直源，而孔子则是联结于中国形而上学（《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