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修正乃至革新显然已被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和 分析虽有不同但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 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学界一般认 为,宗教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国际关系:首先,宗教观念和信仰通过影响决策 者、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作用于外交政策,这也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和制度的最 重要的方式;第二,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来源之 如“圣战”使战争行为合法化,而当代“正义战争”观念和“人道主义干预论” 也具有宗教和神学渊源;第三,“与国家有关的宗教行为体”和“非国家宗教行 为体”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某些宗教领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 挥重要影响力;第四,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建构的最主要方式 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宗教认同比种族、阶级和性别认同更为重要,用亨廷顿的 话来说,“宗教在划分异己方面其严厉性和排他性更甚于种族。”3第五,宗教成 为国际关系中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等“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宗教价值观 念和准则以不同方式影响国际舆论和制度,而运用“软实力”也是宗教团体影响 所在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如非唯一的方式;第六,通过跨国/跨界宗教现象和运 动,如宗教冲突、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人口增长和堕胎等与 宗教有关的问题作用于国际关系和安全。3对上述关联性,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海 恩斯( Jeffrey Haynes)指出,国际宗教行为体一直被视为在国际政治中与影响国 家和国家权力的关键问题还扯不上边的“有趣现象”,“但如今不同宗教行为体不 仅能直接影响国家的内政从而对国家权力有所牵制, 而且也对国际关系有 着意义重大的影响 在我国,从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前的近30年的时间内,宗教学术研究基本 陷于瘫痪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无宗教研究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化的宗 英文世界有关宗教与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可参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World politics vol.60,no.2(Jan.2008),p.315-347. 3在回答其批评者时,亨廷顿强调指出:“在现代社会,宗教是激发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或也 许是最重要的力量……对民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教义和家庭 血缘和信仰才是民众所与之认同并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东西。”转引自 Scott thomas, “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p.4 n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 163-168: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h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 4-14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 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9-67: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44-56;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17-20页;徐以骅、刘骞:《宗 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 报告(2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 44-45. 56如在1949年后的20年间,在基督教研究领域带有学术性的论著只有杨真(赵复山)所著 《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其他如中国基督教会史领域“较有影响” 的论著大多关于“反洋教运动”。可参徐以骅:《大陆中国基督教会史研究之再评介》,载 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2001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状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2年,第65-86页;徐以骅:《两岸三地中国基督教7 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修正乃至革新显然已被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 32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和 分析虽有不同但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 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学界一般认 为，宗教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国际关系：首先，宗教观念和信仰通过影响决策 者、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作用于外交政策，这也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和制度的最 重要的方式；第二，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如“圣战”使战争行为合法化，而当代“正义战争”观念和“人道主义干预论” 也具有宗教和神学渊源；第三，“与国家有关的宗教行为体”和“非国家宗教行 为体”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某些宗教领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 挥重要影响力；第四，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建构的最主要方式 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宗教认同比种族、阶级和性别认同更为重要，用亨廷顿的 话来说，“宗教在划分异己方面其严厉性和排他性更甚于种族。”33第五，宗教成 为国际关系中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等“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宗教价值观 念和准则以不同方式影响国际舆论和制度，而运用“软实力”也是宗教团体影响 所在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如非唯一的方式；第六，通过跨国/跨界宗教现象和运 动，如宗教冲突、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人口增长和堕胎等与 宗教有关的问题作用于国际关系和安全。34 对上述关联性，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海 恩斯(Jeffrey Haynes)指出，国际宗教行为体一直被视为在国际政治中与影响国 家和国家权力的关键问题还扯不上边的“有趣现象”，“但如今不同宗教行为体不 仅能直接影响国家的内政从而对国家权力有所牵制,......而且也对国际关系有 着意义重大的影响。”35 在我国，从 1949 年后到文革结束前的近 30 年的时间内，宗教学术研究基本 陷于瘫痪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无宗教研究的时代背景下，36意识形态化的宗 32 英文世界有关宗教与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可参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in World Politics, vol. 60, no. 2 (Jan. 2008), pp.315-347. 33 在回答其批评者时，亨廷顿强调指出：“在现代社会，宗教是激发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或也 许是最重要的力量……对民众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教义和家庭， 血缘和信仰才是民众所与之认同并为之战斗和牺牲的东西。”转引自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4. 34 可参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163-168；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h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4-14;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9-67;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pp.44-56;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 17-20 页；徐以骅、刘骞：《宗 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 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第 214-215 页。 35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pp.44-45. 36 如在 1949 年后的 20 年间，在基督教研究领域带有学术性的论著只有杨真（赵复山）所著 《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 1979 年）。其他如中国基督教会史领域“较有影响” 的论著大多关于“反洋教运动”。可参徐以骅：《大陆中国基督教会史研究之再评介》，载 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 2001 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状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 2002 年，第 65-86 页；徐以骅：《两岸三地中国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