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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尚书》,所收录的文章多数也是公文。《尚书》中的文章,分 为六种体式:典、谟、训、诰、誓、命。其中,“典”用于记述典章制度,“谟”是议政的策 论,“训”是进行教诲开导的论说文,“诰”是进行训诚的文告,“誓”是军队出征的誓 词,“命”是君主的命令和诏书。这些文体,跟现代的命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 告、通报、报告等,都有一些近似之处。 在2000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上,公文统一规范,在形式上不断发展变化。到了秦代,公文从 文类到体式都得以充分的发展。秦始皇在李斯的辅佐下,建立了第一代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为 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们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措施。李斯等人为了提 高公文的办事效率和可靠程度,还制定了现在仍在沿用的“抬头”、“用印”等制度,这标志着公 文在当时己经相当成熟。公文代表作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汉高祖的《求贤诏》和诸葛亮的《出 师表》等。公文最早称为“书契”、“简牍”、“文书”和“文案”等。“公文”一词出现在东 汉。《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记载,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侍御史刘陶上表朝 廷,提议招安张角,以防黄巾起义:“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意为各州官员为保官职,只是互 相转告,不肯写公文报告张角势力的日益强大。三国时公文己成通称。汉代的公文体式主要有书、 议、策、论、疏、诏、制、敕、章、奏、表等等,其中,皇帝对臣下使用的文体主要是诏、制、 策、敕,臣下对皇上则主要用章、奏、表、议等,已有了大致固定的下行文和上行文的区分。同 时,在表达上和结构上,也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格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公文还产生了一 些流传后世的名篇,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 《上书谏猎》等。 魏晋时期,公文写作理论有了突破。刘勰在其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论述的大部分文种都是公 文。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无论从写作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有明显的发展进步。 主要代表人物首推曹操、曹丕父子。曹操亲自动手写过不少公文,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 《求贤令》、《求逸才令》、《慎行令》、《修学令》、《请增封荀?表》等。曹丕则不仅亲自撰写 公文,还推出了有关公文写作的理论专著《典论·论文》。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应该主要是指公文而言。他还把文章体式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 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都是应用文,多数都 可作为公文体式。只有后两种是文学作品的体裁。 唐宋时代更是中国古代公文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唐宋 散文八大家”,涌现的名篇更是数不胜数。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陆贽的 《奉天请罢琼林二库状》、《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等,都是脍炙 人口的佳作。出于八大家之手的名篇则更多:韩愈的《论佛骨表》、柳宗元的《上枢密韩太尉 书》、欧阳修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轼的《为政之 宽严》、《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等,不胜枚举。 元明清时期,公文走向封建社会的高峰阶段,种类繁多,专著相继推出。公文还被称为“公 牍”和“文件”。明代吴纳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 纂》,刘熙载的《艺概·文概》等,都是影响广泛的文章学专著,其中对公文的各种体式论之甚 详。春秋时期我国最早的文章总集《尚书》,所收录的文章多数也是公文。《尚书》中的文章,分 为六种体式:典、谟、训、诰、誓、命。其中,“典”用于记述典章制度,“谟”是议政的策 论,“训”是进行教诲开导的论说文,“诰”是进行训诫的文告,“誓”是军队出征的誓 词,“命”是君主的命令和诏书。这些文体,跟现代的命令、决定、决议、指示、布告、公告、通 告、通报、报告等,都有一些近似之处。 在2000年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上,公文统一规范,在形式上不断发展变化。到了秦代,公文从 文类到体式都得以充分的发展。秦始皇在李斯的辅佐下,建立了第一代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为 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们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措施。李斯等人为了提 高公文的办事效率和可靠程度,还制定了现在仍在沿用的“抬头”、“用印”等制度,这标志着公 文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公文代表作有李斯的《谏逐客书》、汉高祖的《求贤诏》和诸葛亮的《出 师表》等。公文最早称为“书契”、“简牍”、“文书”和“文案”等。“公文”一词出现在东 汉。《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记载,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侍御史刘陶上表朝 廷,提议招安张角,以防黄巾起义:“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意为各州官员为保官职,只是互 相转告,不肯写公文报告张角势力的日益强大。三国时公文已成通称。汉代的公文体式主要有书、 议、策、论、疏、诏、制、敕、章、奏、表等等,其中,皇帝对臣下使用的文体主要是诏、制、 策、敕,臣下对皇上则主要用章、奏、表、议等,已有了大致固定的下行文和上行文的区分。同 时,在表达上和结构上,也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格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公文还产生了一 些流传后世的名篇,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 《上书谏猎》等。 魏晋时期,公文写作理论有了突破。刘勰在其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论述的大部分文种都是公 文。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无论从写作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都有明显的发展进步。 主要代表人物首推曹操、曹丕父子。曹操亲自动手写过不少公文,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 《求贤令》、《求逸才令》、《慎行令》、《修学令》、《请增封荀?表》等。曹丕则不仅亲自撰写 公文,还推出了有关公文写作的理论专著《典论·论文》。他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应该主要是指公文而言。他还把文章体式分为“四科八体”,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 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都是应用文,多数都 可作为公文体式。只有后两种是文学作品的体裁。 唐宋时代更是中国古代公文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唐宋 散文八大家”,涌现的名篇更是数不胜数。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陆贽的 《奉天请罢琼林二库状》、《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等,都是脍炙 人口的佳作。出于八大家之手的名篇则更多:韩愈的《论佛骨表》、柳宗元的《上枢密韩太尉 书》、欧阳修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轼的《为政之 宽严》、《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等,不胜枚举。 元明清时期,公文走向封建社会的高峰阶段,种类繁多,专著相继推出。公文还被称为“公 牍”和“文件”。明代吴纳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 纂》,刘熙载的《艺概·文概》等,都是影响广泛的文章学专著,其中对公文的各种体式论之甚 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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