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李合群：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 《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 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 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①。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 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 也”②。《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 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 庐侵官道者使撤之”③，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 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 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④。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 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 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 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 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 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 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 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 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 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 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 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⑦。《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 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8厢120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 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 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 之”⑧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 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⑨，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课役”⑩，又规 ①②（宋）李煮：《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86、1038页。 ③（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 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页。 同[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⑦（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⑧（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⑨（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 ⑩（唐）杜佑：《通典》卷3，中华书局1992年版。 135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12 期 135 《长编》卷 7 9 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 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 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①。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 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 也”②。《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 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 庐侵官道者使撤之”③，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⑥， 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 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④。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 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 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 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 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 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 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 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 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⑥。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 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 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 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⑦。《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 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 8 厢 120 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 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 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 之”⑧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 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⑨，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课役”⑩，又规 ①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86、1038页。 ③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 ④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2003年版，第186页。 ⑤ [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华书局 2005年版。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⑧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⑨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 ⑩ （唐）杜佑：《通典》卷3，中华书局 1992年版。 李合群 ：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