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号世界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的过程。这种以国家主义的 方式振兴民族经济的政策，导致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德国特 色”，它一方面严厉压制社会主义运动，同时又走在欧洲各国的 最前列，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保摩制度。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 展，以“数目字化的管理”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成了社会生活的通 则。在政治领域，俾斯麦奉行的是权威先于议会辩论的治国原 则，使得德国的议会政治徒有其名，而高效率的官僚组织却迅速 膨张。在市民社会的层面，到处可见庸俗享乐主义的泛滥。用舍 勒(Max Scheler)当年十分刻薄的话说，一方面是“官式文化群 氓的支配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 式”。在那时的许多思想家看来，信念的颓败或许还在其次，更为 严重的是思想本身也丧失了自信，它已没有勇气去说明生活在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意义了。浪漫派诗人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一1933，他与韦伯二人，被当时许多人视为分属于 “文人”和学者圈中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两人之间也维 持过一段心理上十分矛盾的私人友情)的一段话，在我们读来， 既是历史久远的人类怀旧情结的又一次发作，也可使我们联想 到某些国人对“五六十年代”的怀念，那是追求“精神高尚”者，对 于物欲膨胀现象的必然反映：“若把现代和历史做一比较，可从 提供丰富、舒适安定的现代经济的社会关系加以考察，在听到入 们把这些称为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社会关系却牺牲了人类的 精神价值，把所有的尊贵和美都牺牲了。人类的计算能力得到了 相当的培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类深刻的力量却被这种社会 关系所吞噬了，” 包括舍勒、奥伊肯(Rudolf Eucken,l旧译“倭怪”)和特勒尔 奇(Ernst Troeltsch)在内的不少人，都在试图填充这一“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