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状态。不过新景观的主要特色，却不是信仰重建的自信，而 是对科学和“现代化”的价值怀疑（梁启超1919年游欧期间，便 称到处都可听到“洋洋盈耳”的文明悲观论)。用韦伯的话说：“今 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能教给我们 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韦伯的问题，反映者当时德国人精 神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一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精神文明的主旋 律，至此已遭颠覆。那些“很健康的”理性主义，实验精神，利用和 “征服”自然力的可能，人类现世的生活秩序（包括政治和社会秩 序)的可完美性，还有随之而来对“进步”的信仰，即相信人类可 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无止境地使他外在的生存环境和一这更 为重要一人类本身变得更好，这一切都已开始动摇。随着不可 避免的专业化和理智化的过程，主要作用于物质领城的进步，也 将精神的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生活领域的被分割，进而使普世 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 瓜分，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 韦伯演说的时代背景，大概如此。研究韦伯者，无一不深知 这两篇演说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但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 华，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 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而这是从韦伯其他学 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正如韦伯的好 友、著名哲学家李凯尔特所说，是韦伯在生命的晚年发生了一个 精神转向，他变成了一个“苦行者”，他开始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 妥耶夫斯基，从社会学专家的身份，开始转而追求一些更具普遍 性的东西。 韦伯首先提出的问题，来自托尔斯泰的沉思：在这个世界 上，生命还有“终极意义”吗？他说，“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