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和诸如医疗保险这样的社会福利方面的好处。即使那些最为弱势的人， 也偶尔能够通过静坐、示威以及其他形式的策略上的非暴力破坏活动， 为补偿他们遭受的不平赢得更大的可能。 此外，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 Act)一这是民权运动 (Civil Right Movement)获得的最大胜利-开启了一个进程，使得自由 主义者，亦即黑、棕、白色人种组成的投票联盟(black-brown--white voting coalition)可以在竞选舞台上对企业共同体发出挑战。虽然本书证明了， 20世纪60年代之后企业共同体的权势变得更加强大，但它也显示了， 限制公司权力的潜力同时也获得了发展，而这要归功于民主党从南方 富人的政治工具和大城市的政治机器，逐步转型为一个由自由主义者、 少数族裔、女性和工会成员组成的政党（虽然这种转型远未完成）。因 此，又一个悖论出现了：从1965年到2003年间，虽然公司高层的薪水 与工薪阶层平均工资之间差异从42倍扩大到了301倍，但支持社会 进步的新政治起点仍然得到了发展。①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讨论这些 开端。 部分是因为企业共同体内部的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共享巨额的 财富和共同利益，部分由于反对他们利益的政治压力，他们联合起来发 展出-套自己的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隔离的住宅区、私人学校、 排他性的社交俱乐部、名媛的成年舞会以及僻静的度假胜地。这些社会 机制创造出一种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亦即一种“我们”感，并 由此将有钱人铸造成为社会上层阶级(social upper class)。此外，这些所 有者和管理者通过资助和指导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比如免税基金 会、智库、政策研究群体)来补充人手上的不足，而资助的目的则在于研 _xii D Chuck Collins,Betsy Leondar-Wright,and Holly Sklar,Shifting Fortunes:The Perils of the Growing American Wealth Gap (Boston 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1999); www.inequality.org,2004. 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