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思维”（是否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后现代思维”的最早维 形呢？)上同西方这种时序上的衔接或可提醒我们，“新文化运 动”之困境重重，不单是我们的文化人心焦气躁和民族数亡的压 力使然，作为中国之“开放”背景的西欧文化当时的走向，无疑也 应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对于这个问题，舍勒在1914年以一个德 国思想家对观念变迁特有的敏感，讲过一段充满讥讽的话，或许 是最具说服力的： “巴尔干半岛请国、土耳其、埃及、伊朗，特别是中国和 日本等国中的某些阶层，今天正递尽全力去掌握欧洲实证 主义的科学方法，去掌握相应的工厂化生产方式和经商方 式，因资本主义机制的普遍化看来是近在咫尺了。.西欧 作为信使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自己最后的光束带给这些 国家，而这一精神之根，就是说，在西欧的中心本身，这 “精神正在慢慢衰亡。.只有南美国家的‘有教养之士’， 以及一些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还 相信，现代科学的进步将为他们解答形而上学问题，解答本 土宗教所回答的那些问题。这些‘有教养之士’相信我们欧 洲的群众目前还相信的东西，相信我们先辈中受过敦育的 人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所相信的东西。只有澳洲土人还相信 这类事物的时代已为期不远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三联 书店，1997，第80一82页) 是这种绝望的时代气筑，这个“愚陋不堪的世界”，使韦伯从 价值中立更进一步，深深陷入了“权力政治”的智力运作，也使当 时的中国人最终归附了民族主义和斗争哲学，写这篇序文时，恰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