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收到《读书1997年的第5期，韩毓海先生在“一九一五：复辟 时期的文化界”一文中讲到，中国的“立宪思想是在当时世界范 围内国家主义思潮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权威主义’是当时的改 良派'在世界背景下回应中国现实的一种言说方式”。对于这种 境况，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些例子。譬如《厚黑学》一书的诞 生，我们便不可视为偶然。再譬如梁启超在他的一篇短文《俾士 麦与格兰斯顿》(1899)中早就无意间（可称为“强国梦的无意 识”)采用“价值中立”的立场，将这两位除了威名远扬之外，任何 方面都大有出人的欧洲政客捆在一起言说，以为“专持一主义”、 “行专断之政策”的俾斯麦，同厉行开明治国的格莱斯顿皆是富 国强兵的“至诚之士”。康有为1904年游历德国时的一段感慨， 亦可视作一个中国重要目击者对强权政治的最好见证：“吾向以 为中国微弱，动为欧人所凌侮.今乃知欧土诸强亦为至强之 德所侮，其受凌忍气亦如我国，此皆就英、法，奥大国言之，若比、 瑞、丹诸小国益顺受其侮，不足道也。盖强凌弱者，天道自然，人 事自然，虽有圣者，只有自强发奋而已，无公理之可言也。”这段 逼使一个“圣者”也要服从弱肉强食定律的话，既说出了一个救 世儒者的思想困境，也反映了当时欧洲强权政治的现实。而韦伯 的演说，则从一位思想者的角度，为我们理解国人的困境揭示出 另一个极紧要的事实：在那时的许多欧洲人看来，中国“新文化 运动”中最关键的价值科目一一科学与民主，也已遭无情的除 魅，成为最不具“精神品格”的货色了。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过程 屡屡受挫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不必过于急切而单向地做“自我检 讨”。作为处于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文化，中国思想界在两 个世纪之交的文化和政治思考中是否具备逆大势而上的能力， 建立完全独立的话语体系，是大可怀疑的。如果在那个时候，西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