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可以向官员脸上吐唾沫，而不是像德国人那 样，让官员向他们脸上吐睡沫，沿着这种“思想清明”的路线走下 去，韦伯得出的见识往往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提供给后人的，并 不是人类的和平和幸福，而是为保持和塑造我们民族性格而进 行的永恒斗争。一在历史面前，我们的后裔要我们负责的首先 不是我们遗留给他们的经济组织的类型，而是我们为他们赢得 并转交给他们的自由空间的范围，说到底，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谋 求权力的过程。”（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 社，1988，第697页)韦伯本人设有意识到，在写下这些话时，他 在“价值中立”的道路土已走得太远：民族国家间的强权政治 已经成了政治生活的至高原则。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在这些问题上责怪韦伯，应是很容易 的事情。但如上所言，对“科学”（从建立价值的意义上说）和“民 主”（由平庸大众、企业化政党和官僚化构成）感到失望的不惟韦 伯一人所独有，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特色。从这里也令我想到了另 外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问题，中国开始标举“德、赛二先生”的 “新文化运动”，正是发生在韦伯这两篇演说的同时。韦伯的演说 发表后，曾在德国爱了：场论战我选了李凯尔特等重要学 者的四篇论战文章附于书后，可参阅而就在四年之后，中国也 发生了由张君劢种丁文江引发的“科玄之战”，这场论战的发生 被许多参与者不约而同地归咎于国人因欧战而对西方文明的失 望，但仅仅一个尼采就可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欧的精神危机并不 始自一战。在这点上张君劢倒是十舟清楚：“此一问题(‘科学 能支配人生乎？')目世能之米跃笑费始有怀疑之者，今尚 为一种新学说，”因为有了这一“新学说”，才使张君勋鼓起勇气 要对科学“说不”。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该忽视的，中国人在学会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