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2011.6 的成员联合10名及以上选民提出代表候选人,变“组织提名”为“选民 提名”(史卫民、刘智,2003)。这种候选人产生的方式降低了选举的竞 争性,但却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在掌控之中。在这 种非完全竞争性选举的情形下,选民则会因无法通过自由推选不同的 候选人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转而采取参选或不参选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利益(Shi,1999Chen& Zhong,2002)。 另一方面,西方代议制的民主选举是使执政党在与其他党派的竞 争中通过自下而上的选民意愿表达来获得执政权合法性的过程。而中 国的人大选举则是国家政权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进行合法化的(阿 尔蒙德等,2010;海贝勒,2005)。尽管在西方的选举中也有不同政党 自上而下的选举动员甚至民意操纵,但因选举是高度竞争性的,选民仍 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来自下而上地表达选择意愿。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 形下,选举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自上而下贯彻执政者权力意志的政治仪 式。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如果群众对选举活动参与不积极,就会被看 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不满或敌对(马尼恩,2010;吴继平,2006)。改 革开放后,国家虽不再以近乎命令的方式要求民众参加这种政治仪式, 然而,为了得到符合期望的参与率和投票结果,选举仍是高度受控和受 引导的(蔡定剑主编,2002;马尼恩,2010;史卫民、刘智,2003)。有关研究 发现,已确定候选人名单之外的人当选的情况极少发生,不超过1%(刘 智等,2001;史卫民、刘智,2003)。同时,一次选举成功的选区比例在各地 都高于97%;而因所确定的候选人得票率过低、选民参选率过低等所导 致的再次投票、另行选举和无效选举的情况,在全部选区中所占比例不 超过3%(刘智等,2001;史卫民等,2009)。从形式上看,在选举中参选者 投反对票或将选票投给已确定候选人名单之外的人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绝大多数投票者对己确定名单中的候选人投的是赞成票。 因此,在中国的基层人大选举中,惨参加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看作是民众与国家权力意志相一致的体现;而“没参加投票”所衡量的 则可能是民众与国家政权意志一定程度的疏离 四、研究假设 结合阶层政治论者的理论阐述、我们对阶层地位的定义和对投票 o1994-2012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的成员联合 10 名及以上选民提出代表候选人，变“组织提名”为“选民 提名”( 史卫民、刘智，2003) 。这种候选人产生的方式降低了选举的竞 争性，但却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在掌控之中。在这 种非完全竞争性选举的情形下，选民则会因无法通过自由推选不同的 候选人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转而采取参选或不参选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利益( Shi，1999; Chen ＆ Zhong，2002) 。 另一方面，西方代议制的民主选举是使执政党在与其他党派的竞 争中通过自下而上的选民意愿表达来获得执政权合法性的过程。而中 国的人大选举则是国家政权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进行合法化的( 阿 尔蒙德等，2010; 海贝勒，2005) 。尽管在西方的选举中也有不同政党 自上而下的选举动员甚至民意操纵，但因选举是高度竞争性的，选民仍 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来自下而上地表达选择意愿。在缺乏充分竞争的情 形下，选举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自上而下贯彻执政者权力意志的政治仪 式。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如果群众对选举活动参与不积极，就会被看 作是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不满或敌对( 马尼恩，2010; 吴继平，2006) 。改 革开放后，国家虽不再以近乎命令的方式要求民众参加这种政治仪式， 然而，为了得到符合期望的参与率和投票结果，选举仍是高度受控和受 引导的( 蔡定剑主编，2002; 马尼恩，2010; 史卫民、刘智，2003) 。有关研究 发现，已确定候选人名单之外的人当选的情况极少发生，不超过 1% ( 刘 智等，2001; 史卫民、刘智，2003) 。同时，一次选举成功的选区比例在各地 都高于 97% ; 而因所确定的候选人得票率过低、选民参选率过低等所导 致的再次投票、另行选举和无效选举的情况，在全部选区中所占比例不 超过 3% ( 刘智等，2001; 史卫民等，2009) 。从形式上看，在选举中参选者 投反对票或将选票投给已确定候选人名单之外的人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绝大多数投票者对已确定名单中的候选人投的是赞成票。 因此，在中国的基层人大选举中，“参加投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看作是民众与国家权力意志相一致的体现; 而“没参加投票”所衡量的 则可能是民众与国家政权意志一定程度的疏离。 四、研究假设 结合阶层政治论者的理论阐述、我们对阶层地位的定义和对投票 40 社会学研究 201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