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学等八大类,实行按类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是相当超前的。概括而言,1949 年以前的复旦通识教育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重视语言。对英、德、法等外国语言以及拉丁语、希腊语等西方古典语言的教学 是解放前复旦的一贯特色。像马相伯、严复、李登辉等名师都曾亲自讲授语言课程,对学生 要求也极严格。全外语教学课程和双语课程在复旦初创时即己经开设。但值得注意的是,复 旦先贤对外国语言的重视并不是要倡导语言中心论,更不是要崇洋媚外,而是要通过外语的 掌握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最终达到会通中西,洋为中用的目的。 其二,重视国学。对外语和西方文化的重视并没有削弱国学在复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复旦公学章程》规定,学生如“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在安排复旦公学的 课程时,严复先生主张国学课程必须占三分之一。马相伯先生认为,提倡国学对于振兴古道 德、培育健全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时青年人的西化和崇洋媚外倾向,先生谆谆 告诚:“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 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1920年重订的《复旦大学章程》特设立“国文部”,与大学、中 学两部并立,以示“尊重国学”。 其三,重视哲学。20世纪初,马相伯先生决心创办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大学,深知 哲学在整个大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主持起草的《震旦学院章程》规定, 哲学类课程为文学科学生的正课。后来的复旦公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做法。李登辉先生主掌 复旦校务后,更是把哲学扩充为一大类课程,在不同年级开设不同的哲学课。在40年代, 复旦学生必修的五门公共课中有两门是哲学课。为了帮助学生学习哲学,马相伯先生从1902 年开始编写《致知浅说》。该书堪称我国第一部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之上的《哲学导论》。全 书分为三部分:原言(逻辑学)、“原有”(形而上学和性理学)、原行(伦理学)。据不完全 统计,解放前曾在复旦开设哲学类课程的有马相伯、严复、李登辉、邵力子、陶希圣、王宠 惠、熊十力、陈望道等,体现了学校对哲学类课程的高度重视。 其四,重视经典。围绕经典展开教学是复旦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马相伯先生在创办复 旦公学时倡导“非经典之书不读,非名家之作不观”。所以当时学生学拉丁文读的是西塞 罗,学英文读的是莎士比亚。20年代复旦的人伦道德课程所用的教材是黄宗羲的《明儒学 案》。40年代外文系的英美散文课程,所选的都是大家的名作。而复旦学生的国文课,所学 内容都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围绕经典的教育方式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和国学功底 其五,重视德育。复旦创校先贤一直把修身和做人看作是学生的基本功课,马相伯先生 强调培养学生的“坚忍不拔之志,强立不返之气”,严复先生亦主张德育重于智育,因此他 们制订的《复旦公学章程》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对学生在很多场合 的言行举止都有具体规定。李登辉先生更是宣称,要按照“君子”和“绅士”的标准培养学 生,认为知识与智慧有别,前者为心智之事,后者则属于良心和精神的领域。智慧涉及到知 与行的合一、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提升和德性的培养。李登辉先生还特别强调,教育为身 心、精神三者之全面发展,德、智、体育不可偏废,认为“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 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教育的要义“在乎训练学生听从崇高智慧而不弄一己之 小智”。在当时道德混乱、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先生特别重视德育,认为“革心”之重要性 甚于“益智”。1937年起,更是在国内热心推动“道德重整运动”。先生平时教导学生,忠 诚、纯洁、无私、博爱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四个绝对标准,“人生离不开道德,道德是精神的 美”,“生命最大之成功,即为获得公忠无私,舍己爱人之最高理想。”复旦对德育的重视最学、工学等八大类，实行按类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是相当超前的。概括而言，1949 年以前的复旦通识教育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重视语言。对英、德、法等外国语言以及拉丁语、希腊语等西方古典语言的教学 是解放前复旦的一贯特色。像马相伯、严复、李登辉等名师都曾亲自讲授语言课程，对学生 要求也极严格。全外语教学课程和双语课程在复旦初创时即已经开设。但值得注意的是，复 旦先贤对外国语言的重视并不是要倡导语言中心论，更不是要崇洋媚外，而是要通过外语的 掌握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最终达到会通中西，洋为中用的目的。 其二，重视国学。对外语和西方文化的重视并没有削弱国学在复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复旦公学章程》规定，学生如“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在安排复旦公学的 课程时，严复先生主张国学课程必须占三分之一。马相伯先生认为，提倡国学对于振兴古道 德、培育健全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时青年人的西化和崇洋媚外倾向，先生谆谆 告诫：“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 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1920 年重订的《复旦大学章程》特设立“国文部”，与大学、中 学两部并立，以示“尊重国学”。 其三，重视哲学。20 世纪初，马相伯先生决心创办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大学，深知 哲学在整个大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主持起草的《震旦学院章程》规定， 哲学类课程为文学科学生的正课。后来的复旦公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做法。李登辉先生主掌 复旦校务后，更是把哲学扩充为一大类课程，在不同年级开设不同的哲学课。在 40 年代， 复旦学生必修的五门公共课中有两门是哲学课。为了帮助学生学习哲学，马相伯先生从 1902 年开始编写《致知浅说》。该书堪称我国第一部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之上的《哲学导论》。全 书分为三部分：原言（逻辑学）、“原有”（形而上学和性理学）、原行（伦理学）。据不完全 统计，解放前曾在复旦开设哲学类课程的有马相伯、严复、李登辉、邵力子、陶希圣、王宠 惠、熊十力、陈望道等，体现了学校对哲学类课程的高度重视。 其四，重视经典。围绕经典展开教学是复旦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马相伯先生在创办复 旦公学时倡导“非经典之书不读，非名家之作不观” 。所以当时学生学拉丁文读的是西塞 罗，学英文读的是莎士比亚。20 年代复旦的人伦道德课程所用的教材是黄宗羲的《明儒学 案》。40 年代外文系的英美散文课程，所选的都是大家的名作。而复旦学生的国文课，所学 内容都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围绕经典的教育方式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和国学功底。 其五，重视德育。复旦创校先贤一直把修身和做人看作是学生的基本功课，马相伯先生 强调培养学生的“坚忍不拔之志，强立不返之气”，严复先生亦主张德育重于智育，因此他 们制订的《复旦公学章程》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对学生在很多场合 的言行举止都有具体规定。李登辉先生更是宣称，要按照“君子”和“绅士”的标准培养学 生，认为知识与智慧有别，前者为心智之事，后者则属于良心和精神的领域。智慧涉及到知 与行的合一、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提升和德性的培养。李登辉先生还特别强调，教育为身、 心、精神三者之全面发展，德、智、体育不可偏废，认为“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 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教育的要义“在乎训练学生听从崇高智慧而不弄一己之 小智”。在当时道德混乱、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先生特别重视德育，认为“革心”之重要性 甚于“益智”。1937 年起，更是在国内热心推动“道德重整运动”。先生平时教导学生，忠 诚、纯洁、无私、博爱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四个绝对标准，“人生离不开道德，道德是精神的 美”，“生命最大之成功，即为获得公忠无私，舍己爱人之最高理想。”复旦对德育的重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