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思辩》参考资料：Topic 1 Liberal education_对复旦通识教育的期待.doc_大学文库

对复旦通识教育的期待一场关于通识教育的大讨论正在复旦热烈展开。从目前的态势,特别是从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人员对通识教育的态度来看,复旦的通识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它面临着三种可能的前途:第一种前途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轰轰烈烈的走过场之后,观念依旧,做法依旧,缺陷依旧,大学教育至多只是换了个形式,甚至变得不伦不类。第二种前途是“食洋不化”,一切以耶鲁、哈佛为标准,照抄照搬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而忽视复旦历史上的通识教育传统,特别是忽视中华文化对教育的根本理解,最终落个邯郸学步的下场。第三种前途是“凤凰涅槃”,通过全校师生的大讨论,厘清通识教育的基本理论、制度安排和通常做法,凝聚广大复旦师生对通识教育的共识,决然抛弃与通识教育相悖的观念和习惯,进而在一个中国大学教育危机四伏的时代开展具有复旦特色和民族特点的大学通识教育,最终实现复旦教育水平的全方位提升。复旦的通识教育究竟将何去何从?作为复旦的一名教师,本人真诚希望复旦的通识教育能避免前两种前途,而努力实现后一种前途。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之处不在于操作层面,而在于理念层面,在于确立起关于复旦通识教育的正确理念。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在他们看来,通识教育的理念已经确立好了,是现成的了,目前的关键是如何落实。因此,他们所关注的只是课程、教材、学生管理体制等-具体问题,而失去了对通识教育整体的思考和把握。这种倾向如不加以纠正,将严重影响复旦通识教育的健康开展。笔者认为,要确立起关于复旦通识教育的正确理念,就要从大学教育的本质入手从大学的自我定位以及大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调整入手把握通识教育,并把其建立在复旦自身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教育理想之上。、取法乎上开展通识教育目前一些师生对开展通识教育有抵触情绪,是因为他们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对立起来,认为开展通识教育不过是大学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改变,其最终达成的不过是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模式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模式无法衔接,又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因此他们认为通识教育既不可行,也不实用。上述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从大学之外,而不是从大学自身看待通识教育,过分强调了大学教育对社会的被动适应,而忽视了大学的主体性及其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事实上,开展通识教育,兹事体大,它决非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的单纯改变,而是对大学,特别是一流研究型大学之本质的确认。何谓大学?蔡元培先生的回答是:“大学者,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雅斯贝尔斯也指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根据他们的观点,大学是师生共同研究大学问,进而实现共同成长的知识和学术共同体。而通识教育所强调的“通识”不外乎这种大学问,即对世界和人生之“道”的见识和把握。大

对复旦通识教育的期待一场关于通识教育的大讨论正在复旦热烈展开。从目前的态势，特别是从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人员对通识教育的态度来看，复旦的通识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它面临着三种可能的前途：第一种前途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轰轰烈烈的走过场之后，观念依旧，做法依旧，缺陷依旧，大学教育至多只是换了个形式，甚至变得不伦不类。第二种前途是“食洋不化”，一切以耶鲁、哈佛为标准，照抄照搬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而忽视复旦历史上的通识教育传统，特别是忽视中华文化对教育的根本理解，最终落个邯郸学步的下场。第三种前途是“凤凰涅槃”，通过全校师生的大讨论，厘清通识教育的基本理论、制度安排和通常做法，凝聚广大复旦师生对通识教育的共识，决然抛弃与通识教育相悖的观念和习惯，进而在一个中国大学教育危机四伏的时代开展具有复旦特色和民族特点的大学通识教育，最终实现复旦教育水平的全方位提升。复旦的通识教育究竟将何去何从？作为复旦的一名教师，本人真诚希望复旦的通识教育能避免前两种前途，而努力实现后一种前途。要做到这一点，关键之处不在于操作层面，而在于理念层面，在于确立起关于复旦通识教育的正确理念。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在他们看来，通识教育的理念已经确立好了，是现成的了，目前的关键是如何落实。因此，他们所关注的只是课程、教材、学生管理体制等-具体问题，而失去了对通识教育整体的思考和把握。这种倾向如不加以纠正，将严重影响复旦通识教育的健康开展。笔者认为，要确立起关于复旦通识教育的正确理念，就要从大学教育的本质入手，从大学的自我定位以及大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调整入手把握通识教育，并把其建立在复旦自身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教育理想之上。一、取法乎上开展通识教育目前一些师生对开展通识教育有抵触情绪，是因为他们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对立起来，认为开展通识教育不过是大学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改变，其最终达成的不过是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但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模式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模式无法衔接，又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需要，因此他们认为通识教育既不可行，也不实用。上述看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从大学之外，而不是从大学自身看待通识教育，过分强调了大学教育对社会的被动适应，而忽视了大学的主体性及其对社会的引领作用。事实上，开展通识教育，兹事体大，它决非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的单纯改变，而是对大学，特别是一流研究型大学之本质的确认。何谓大学？蔡元培先生的回答是：“大学者，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雅斯贝尔斯也指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 根据他们的观点，大学是师生共同研究大学问，进而实现共同成长的知识和学术共同体。而通识教育所强调的“通识”不外乎这种大学问，即对世界和人生之“道”的见识和把握。大

学之大首先在于大学是研究和守护大学问、“大道”的场所。只有达到对这种大学问和大道的通识,个人才能克服自身“专己守残”的狭隘性,而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此意义上, 通识教育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大学要保持自己的本质和统一性,防止受各种力量的撕扯而变得四分五裂,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强调通识教育的理念。现代大学学科林立,专业分化,机构众多,人员多样,各种文化和思潮杂陈。它在何种意义上还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思想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而不是由各式人等随便组合而成的乌合之众?对此通识教育强调,大学中的各门学问是一个互补的整体,它们有共同的根源,并分享着共同的理想。大学中的成员尽管术业有专攻,但他们都追求对世界和人生之道的体悟,并以此建立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也许有人认为,上述观点过于空洞,过于理想化,完全不符合当下这个功利至上、技术至上、职业至上的现代社会。但是,现代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学在现代社会面前也不是只有消极适应的份,只能遵循“刺激-反应”模式:大学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病更不能无所作为,甚至推波助澜。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志存高远,都承担着引领社会的崇高责任。一所大学是否一流,主要不看其适应社会的能力,而要看其引领社会的能力。拒斥社会的不合理要求,避免在社会面前亦步亦趋、唯唯诺诺,是检验一所大学是否伟大的试金石面对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大学更有责任发挥其批判和纠偏之用。而通识教育正是要倡导培养“通才”、“硕学鸿儒”、“社会精英”“优秀公民”,而不是培养那种囿于一孔之见、一器之识的“专家”,更不是培养那种目光短浅的名利之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就是要避免像制造螺丝钉那样为社会培育整齐划一的所谓“人才”,而是要培养身心健全之人, 培养“大人”和“君子”。大学要引领社会,甚至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就必须坚持通识教育的这些基本立场。复旦作为国家重点投入的大学,作为有志于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敢为人先,取法乎上,坚定不移地开展通识教育。、结合复旦自身的优良传统开展通识教育任何一所一流的大学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和传统,它是大学的个性之所在,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关键,其中既能体现出大学教育的一般规律性,也常常蕴涵着一所大学对大学教育的独特理解。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复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身丰富的通识教育传统。复旦的诸多先贤为我们目前通识教育的开展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离开这些探索和经验,复旦的通识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目前在复旦开展通识教育,决不能只对国外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津津乐道,而对自己大学的通识教育传统熟视无睹在1949年之前,复旦与国内其他大学相比系科并不多,规模也不算大,学校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但是,复旦的创校先贤从一开始就具有通识教育的视野。复旦公学的前身震旦学院初创时,马相伯先生深感当时人们所谈论的西学层次太浅,主张“ 延通儒,治泰西士大夫之学”,倡导“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他教育学生:“夫学问者,世界所最尊贵者也”。严复先生主持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在谈到公学的宗旨时指出,要“研究泰西高尚学术”,“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人才”。在李登辉先生任校长期间,倡导“大学之教,百家渊薮”,正式确立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通识教育理念,并据此把复旦的课程调整为语言、哲学、国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之大首先在于大学是研究和守护大学问、“大道”的场所。只有达到对这种大学问和大道的通识，个人才能克服自身“专己守残”的狭隘性，而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此意义上，通识教育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大学要保持自己的本质和统一性，防止受各种力量的撕扯而变得四分五裂，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强调通识教育的理念。现代大学学科林立，专业分化，机构众多，人员多样，各种文化和思潮杂陈。它在何种意义上还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思想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而不是由各式人等随便组合而成的乌合之众？对此通识教育强调，大学中的各门学问是一个互补的整体，它们有共同的根源，并分享着共同的理想。大学中的成员尽管术业有专攻，但他们都追求对世界和人生之道的体悟，并以此建立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也许有人认为，上述观点过于空洞，过于理想化，完全不符合当下这个功利至上、技术至上、职业至上的现代社会。但是，现代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学在现代社会面前也不是只有消极适应的份，只能遵循“刺激-反应”模式；大学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病更不能无所作为，甚至推波助澜。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要志存高远，都承担着引领社会的崇高责任。一所大学是否一流，主要不看其适应社会的能力，而要看其引领社会的能力。拒斥社会的不合理要求，避免在社会面前亦步亦趋、唯唯诺诺，是检验一所大学是否伟大的试金石。面对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大学更有责任发挥其批判和纠偏之用。而通识教育正是要倡导培养“通才”、“硕学鸿儒”、“社会精英”、“优秀公民”，而不是培养那种囿于一孔之见、一器之识的“专家”，更不是培养那种目光短浅的名利之徒。大学开展通识教育，就是要避免像制造螺丝钉那样为社会培育整齐划一的所谓“人才”，而是要培养身心健全之人，培养“大人”和“君子”。大学要引领社会，甚至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就必须坚持通识教育的这些基本立场。复旦作为国家重点投入的大学，作为有志于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敢为人先，取法乎上，坚定不移地开展通识教育。二、结合复旦自身的优良传统开展通识教育任何一所一流的大学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和传统，它是大学的个性之所在，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关键，其中既能体现出大学教育的一般规律性，也常常蕴涵着一所大学对大学教育的独特理解。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复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身丰富的通识教育传统。复旦的诸多先贤为我们目前通识教育的开展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离开这些探索和经验，复旦的通识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我们目前在复旦开展通识教育，决不能只对国外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津津乐道，而对自己大学的通识教育传统熟视无睹。在 1949 年之前，复旦与国内其他大学相比系科并不多，规模也不算大，学校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但是，复旦的创校先贤从一开始就具有通识教育的视野。复旦公学的前身震旦学院初创时，马相伯先生深感当时人们所谈论的西学层次太浅，主张“广延通儒，治泰西士大夫之学”，倡导“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他教育学生：“夫学问者，世界所最尊贵者也”。严复先生主持制定的《复旦公学章程》在谈到公学的宗旨时指出，要“研究泰西高尚学术”，“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栽成有用之人才”。在李登辉先生任校长期间，倡导“大学之教，百家渊薮”，正式确立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的通识教育理念，并据此把复旦的课程调整为语言、哲学、国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工学等八大类,实行按类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是相当超前的。概括而言,1949 年以前的复旦通识教育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重视语言。对英、德、法等外国语言以及拉丁语、希腊语等西方古典语言的教学是解放前复旦的一贯特色。像马相伯、严复、李登辉等名师都曾亲自讲授语言课程,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格。全外语教学课程和双语课程在复旦初创时即己经开设。但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先贤对外国语言的重视并不是要倡导语言中心论,更不是要崇洋媚外,而是要通过外语的掌握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最终达到会通中西,洋为中用的目的。其二,重视国学。对外语和西方文化的重视并没有削弱国学在复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复旦公学章程》规定,学生如“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在安排复旦公学的课程时,严复先生主张国学课程必须占三分之一。马相伯先生认为,提倡国学对于振兴古道德、培育健全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时青年人的西化和崇洋媚外倾向,先生谆谆告诚:“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 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1920年重订的《复旦大学章程》特设立“国文部”,与大学、中学两部并立,以示“尊重国学”。其三,重视哲学。20世纪初,马相伯先生决心创办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大学,深知哲学在整个大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主持起草的《震旦学院章程》规定, 哲学类课程为文学科学生的正课。后来的复旦公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做法。李登辉先生主掌复旦校务后,更是把哲学扩充为一大类课程,在不同年级开设不同的哲学课。在40年代, 复旦学生必修的五门公共课中有两门是哲学课。为了帮助学生学习哲学,马相伯先生从1902 年开始编写《致知浅说》。该书堪称我国第一部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之上的《哲学导论》。全书分为三部分:原言(逻辑学)、“原有”(形而上学和性理学)、原行(伦理学)。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曾在复旦开设哲学类课程的有马相伯、严复、李登辉、邵力子、陶希圣、王宠惠、熊十力、陈望道等,体现了学校对哲学类课程的高度重视。其四,重视经典。围绕经典展开教学是复旦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马相伯先生在创办复旦公学时倡导“非经典之书不读,非名家之作不观”。所以当时学生学拉丁文读的是西塞罗,学英文读的是莎士比亚。20年代复旦的人伦道德课程所用的教材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40年代外文系的英美散文课程,所选的都是大家的名作。而复旦学生的国文课,所学内容都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围绕经典的教育方式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和国学功底其五,重视德育。复旦创校先贤一直把修身和做人看作是学生的基本功课,马相伯先生强调培养学生的“坚忍不拔之志,强立不返之气”,严复先生亦主张德育重于智育,因此他们制订的《复旦公学章程》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对学生在很多场合的言行举止都有具体规定。李登辉先生更是宣称,要按照“君子”和“绅士”的标准培养学生,认为知识与智慧有别,前者为心智之事,后者则属于良心和精神的领域。智慧涉及到知与行的合一、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提升和德性的培养。李登辉先生还特别强调,教育为身心、精神三者之全面发展,德、智、体育不可偏废,认为“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教育的要义“在乎训练学生听从崇高智慧而不弄一己之小智”。在当时道德混乱、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先生特别重视德育,认为“革心”之重要性甚于“益智”。1937年起,更是在国内热心推动“道德重整运动”。先生平时教导学生,忠诚、纯洁、无私、博爱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四个绝对标准,“人生离不开道德,道德是精神的美”,“生命最大之成功,即为获得公忠无私,舍己爱人之最高理想。”复旦对德育的重视最

学、工学等八大类，实行按类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是相当超前的。概括而言，1949 年以前的复旦通识教育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重视语言。对英、德、法等外国语言以及拉丁语、希腊语等西方古典语言的教学是解放前复旦的一贯特色。像马相伯、严复、李登辉等名师都曾亲自讲授语言课程，对学生要求也极严格。全外语教学课程和双语课程在复旦初创时即已经开设。但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先贤对外国语言的重视并不是要倡导语言中心论，更不是要崇洋媚外，而是要通过外语的掌握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最终达到会通中西，洋为中用的目的。其二，重视国学。对外语和西方文化的重视并没有削弱国学在复旦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复旦公学章程》规定，学生如“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在安排复旦公学的课程时，严复先生主张国学课程必须占三分之一。马相伯先生认为，提倡国学对于振兴古道德、培育健全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时青年人的西化和崇洋媚外倾向，先生谆谆告诫：“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1920 年重订的《复旦大学章程》特设立“国文部”，与大学、中学两部并立，以示“尊重国学”。其三，重视哲学。20 世纪初，马相伯先生决心创办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大学，深知哲学在整个大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主持起草的《震旦学院章程》规定，哲学类课程为文学科学生的正课。后来的复旦公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做法。李登辉先生主掌复旦校务后，更是把哲学扩充为一大类课程，在不同年级开设不同的哲学课。在 40 年代，复旦学生必修的五门公共课中有两门是哲学课。为了帮助学生学习哲学，马相伯先生从 1902 年开始编写《致知浅说》。该书堪称我国第一部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之上的《哲学导论》。全书分为三部分：原言（逻辑学）、“原有”（形而上学和性理学）、原行（伦理学）。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曾在复旦开设哲学类课程的有马相伯、严复、李登辉、邵力子、陶希圣、王宠惠、熊十力、陈望道等，体现了学校对哲学类课程的高度重视。其四，重视经典。围绕经典展开教学是复旦教育的一个重要传统。马相伯先生在创办复旦公学时倡导“非经典之书不读，非名家之作不观” 。所以当时学生学拉丁文读的是西塞罗，学英文读的是莎士比亚。20 年代复旦的人伦道德课程所用的教材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40 年代外文系的英美散文课程，所选的都是大家的名作。而复旦学生的国文课，所学内容都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围绕经典的教育方式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西学和国学功底。其五，重视德育。复旦创校先贤一直把修身和做人看作是学生的基本功课，马相伯先生强调培养学生的“坚忍不拔之志，强立不返之气”，严复先生亦主张德育重于智育，因此他们制订的《复旦公学章程》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对学生在很多场合的言行举止都有具体规定。李登辉先生更是宣称，要按照“君子”和“绅士”的标准培养学生，认为知识与智慧有别，前者为心智之事，后者则属于良心和精神的领域。智慧涉及到知与行的合一、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提升和德性的培养。李登辉先生还特别强调，教育为身、心、精神三者之全面发展，德、智、体育不可偏废，认为“单重体育，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单重智育，只能造成狡猾的自私”。教育的要义“在乎训练学生听从崇高智慧而不弄一己之小智”。在当时道德混乱、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先生特别重视德育，认为“革心”之重要性甚于“益智”。1937 年起，更是在国内热心推动“道德重整运动”。先生平时教导学生，忠诚、纯洁、无私、博爱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四个绝对标准，“人生离不开道德，道德是精神的美”，“生命最大之成功，即为获得公忠无私，舍己爱人之最高理想。”复旦对德育的重视最

终铸成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六,重视能力。解放前的复旦非常注重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培养。演讲、辩论、科研、体育、社交、艺术表演、创作和欣赏等各种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从中涌现出了不少全面发展的人才,其中于右任、邵力子、金通尹、竺可桢、孙越崎等是其中的杰出代 1949年之后,复旦的办学模式虽然受到了苏联专科大学模式的很大影响,通识教育的理念有所削弱,但是,复旦长期形成的中西会通、文理会通的通识教育传统并没有完全中断特别是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华中一等几位校长都是中西兼顾、文理兼通的大家。其中苏步青校长专攻数学,但国学修养也极为深厚。华中一校长作为物理学家,曾专门发表文章讨论《楚辞》的音韵,一时传为美谈。今天复旦开展通识教育,首先要把复旦历史上己有的通识教育传统发扬光大,然后再有选择地借鉴其他学校的经验和做法三、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教育智慧和文化精神开展通识教育提到大学,一提到通识教育,很多人似乎都认为是西方的专利,如果大学要搞通识教育,似乎只有西方大学的一些做法才切实可行,才符合所谓现代教育的科学标准。至于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似乎已不合时宜,不具有西方教育模式那样的“普世性”。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华民族生命绵长,活力依然,其中教育功不可没。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所达到的高度,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我们对于这一点决不能妄自菲薄。在至今500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教育智慧,并确立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其中有普遍层面的东西,有中国人所特有的东西。这为中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诚如《礼记→中庸》所言:“修道之谓教”。在此意义上,教育是“修道”的事业,道、学、术在教育中的关系不能颠倒,其中道是根本,求道、论道、闻道、悟道是教育的关键。只关注器、术而忽视道,是教育的迷途。只有坚持对道的领悟,教育才能让人“判天地之美, 析万物之理”,才能让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儒家一直强调,教育的要义在于通过让受教育者对道的领悟和实践而“成人”,成为个知行合一、身心不贰的“君子”、“大人”甚至“圣贤”。因此,孔子实践“文、行、忠信”四教,《礼记·大学》宣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实现教育的“成人”理想。儒家不仅提出了教育的基本理念,而且也设计了实现这一理念具体路径。儒家早期教育中所注重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蕴涵了人伦道德、艺术修养、文化积累身心锻炼、自然之理等各方面内容,稍后实践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教,则是通过对经典的研习而实现道统和学统的传承以及对整全之人的培养。在此过程中儒家既强调有教无类,更重视因材施教,重视发挥教育者的言传身教和“传道,授业,解惑” 功能的整体发挥。另外,儒家反对在教育问题上的急功近利态度,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开展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并认真加以吸收

终铸成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六，重视能力。解放前的复旦非常注重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培养。演讲、辩论、科研、体育、社交、艺术表演、创作和欣赏等各种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从中涌现出了不少全面发展的人才，其中于右任、邵力子、金通尹、竺可桢、孙越崎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49 年之后，复旦的办学模式虽然受到了苏联专科大学模式的很大影响，通识教育的理念有所削弱，但是，复旦长期形成的中西会通、文理会通的通识教育传统并没有完全中断。特别是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华中一等几位校长都是中西兼顾、文理兼通的大家。其中苏步青校长专攻数学，但国学修养也极为深厚。华中一校长作为物理学家，曾专门发表文章讨论《楚辞》的音韵，一时传为美谈。今天复旦开展通识教育，首先要把复旦历史上已有的通识教育传统发扬光大，然后再有选择地借鉴其他学校的经验和做法。三、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教育智慧和文化精神开展通识教育一提到大学，一提到通识教育，很多人似乎都认为是西方的专利，如果大学要搞通识教育，似乎只有西方大学的一些做法才切实可行，才符合所谓现代教育的科学标准。至于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似乎已不合时宜，不具有西方教育模式那样的“普世性”。其实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华民族生命绵长，活力依然，其中教育功不可没。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所达到的高度，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我们对于这一点决不能妄自菲薄。在至今 5000 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丰富的教育智慧，并确立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其中有普遍层面的东西，有中国人所特有的东西。这为中国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诚如《礼记•中庸》所言：“修道之谓教”。在此意义上，教育是“修道”的事业，道、学、术在教育中的关系不能颠倒，其中道是根本，求道、论道、闻道、悟道是教育的关键。只关注器、术而忽视道，是教育的迷途。只有坚持对道的领悟，教育才能让人“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才能让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儒家一直强调，教育的要义在于通过让受教育者对道的领悟和实践而“成人”，成为一个知行合一、身心不贰的“君子”、“大人”甚至“圣贤”。因此，孔子实践“文、行、忠、信”四教，《礼记•大学》宣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并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了实现教育的“成人”理想。儒家不仅提出了教育的基本理念，而且也设计了实现这一理念具体路径。儒家早期教育中所注重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蕴涵了人伦道德、艺术修养、文化积累、身心锻炼、自然之理等各方面内容，稍后实践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教，则是通过对经典的研习而实现道统和学统的传承以及对整全之人的培养。在此过程中，儒家既强调有教无类，更重视因材施教，重视发挥教育者的言传身教和“传道，授业，解惑” 功能的整体发挥。另外，儒家反对在教育问题上的急功近利态度，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在开展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并认真加以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