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纵之才的样子，”我 们考察当时德国文化界的风气，可知韦伯这里所指的是一些文 人中流行的神秘主义思潮。在韦伯夫人所写的《韦伯传》中，便曾 记录过一些这类场合。1917年韦伯参与了一次在劳恩斯坦堡的 知识界聚会，会议组织者演出中世纪的神秘剧，便是为了唤起 “共同的宗教体验”在瑞士阿斯科那著名的“真理之山”（韦伯为 治疗精神疾病，曾偕夫人来此地疗养)，Otto Gross的一群信徒 经常举行狂躁的祭典仪式，在忘我、陶醉和兴奋之中追求一种 “神移的直觉”，对于这些现象，韦伯在《宗教社会学》的序言中表 达了他的极度反感：“当前时髦的热点是在文人身上，而无视专 业的社会科学家。或者说，专业的社会科学家往往受到贬低，同 ‘直观地把握世界的人'所做的工作相比，属于等而下之的职 业。” 这些满怀怨忿的话，透露着韦伯对一个失去的时代的怀恋 也是李凯尔特将他比作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伟大自然科学家的缘 由。如果说在韦伯的性格中，确实有几份宗教成分的话，那也多 是以一种怀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几乎是以美燕的口气说，往 昔一个自然法的信仰者，可以说“我藉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 存在”，而在今天，“自然科学却总是倾向于从根底上奎息这样的 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与前述“数千年来 的除魅过程”之说相对照，怀古情结竞使韦伯不自觉地在这里陷 人了自相矛盾，不过他也说出了一个后来由怀特海表述更为细 致的洞见，即近代科学的发生，并不是对基督教传统的决裂，而 是其理性主义的继续。中世纪的知识群体对神的理性抱有坚定 的信念，这种理性“兼具耶和华本身的神力和希腊哲学家的理 性。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视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