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定量分析方法比其他的方法更客观、准确和严密。它们能够直观、具体、明确地 反映或展示研究对象的运动变化及所处的状态,因而有助于更好地界定问题、确定目标、设 计、比较和选择方案,既有助于政策制定,也有利于政策的执行、评估与监控。 虽然我们在政策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效用)、政治或组织、文化或意识形态等 方面的不能定量分析因素,但是,定量分析是政策分析的一种不可或缺或基础性的方面。因 为所有的政策问题如同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或者说是质和量的统一,量 的方面的探索和质的方面的探索同样重要,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量的方面的认识是在质 的方面的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一种更高层次或深化的认识。在当代,几乎所有重大政 策问题的研究都毫不例外地要运用定量分析方法。随着理性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 机技术的日益成熟,其应用不只局限于技术性和经济性的政策研究,而且也同样应用于政治 性和社会性的政策研究:不只应用于政策制定的阶段,同样应用于政策的执行、评估及监控 的阶段。正是定量分析方法的成长及其广泛的应用,才使得人类实现从传统的经验型决策向 现代的科学化决策的飞跃 但是,另一方面,理性分析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它不能处 理所有的政策问题或政策问题的所有方面,不能取代其他分析方法,如定性方法、创造性思 维方法、价值分析和组织(政治)分析方法的作用。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 (1)用理性方法尤其是理性模型(定量分析模型)得出的政策并不是在何时期或任何情 况下都是最优政策,每个理性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定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的,如果时间、 空间或其他方面的条件改变了,则原有的假定和框架可能不再与实际情况相符,结果原为最 优的方案,未必再是最优、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方案。 (2)理性方法都是一种静态的方法,结果得到的方案或答案大都是长期性的:而有的 改策从长期看可能是有问题的或错误的,但从短期看可能是正确、是必要的;同样,一种从 长期看是最优的政策,如果不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在短期内实施,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效果。 (3)公共政策深受制度化和社会化了的过去的政策和价值标准的影响。这些制度化了 的政策的存在,可能妨碍政策分析者达成合理的研究结论:即使能找到最优的方案,这些现 存的旧政策也可能成为采纳并执行新政策的阻力 (4)政策分析者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一个政策问题,有时可能得出两个同样 优良的政策方案,而靠分析者用理性方法难以确定应当选择哪一个。政府必须在科学或理性 的方法以外去决定哪一个方案是最优的,并加以采纳。 (5)理性方法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如何对各种不能量化的因素加以处理的问题,人类 行为、心理因素、社会政治制度及过程、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是难以靠定量分析来处理的。 在当代、如果不能将非量化的因素加以处理,要想得到最优的、合理的政策方案就是十分困 难的。 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理性方法以及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不要片面夸大其作 用,将它们当作政策分析的唯一的方法,而必须在各种场合辅以其他的方法。在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经济上的分配问题、军事战略等领域,理性的计算或定量分析的局限性更是明显 ①参看伍启元著公共政策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346~347、358~364页7 再次，定量分析方法比其他的方法更客观、准确和严密。它们能够直观、具体、明确地 反映或展示研究对象的运动变化及所处的状态，因而有助于更好地界定问题、确定目标、设 计、比较和选择方案，既有助于政策制定，也有利于政策的执行、评估与监控。 虽然我们在政策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效用)、政治或组织、文化或意识形态等 方面的不能定量分析因素，但是，定量分析是政策分析的一种不可或缺或基础性的方面。因 为所有的政策问题如同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或者说是质和量的统一，量 的方面的探索和质的方面的探索同样重要，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量的方面的认识是在质 的方面的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是一种更高层次或深化的认识。在当代，几乎所有重大政 策问题的研究都毫不例外地要运用定量分析方法。随着理性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 机技术的日益成熟，其应用不只局限于技术性和经济性的政策研究，而且也同样应用于政治 性和社会性的政策研究；不只应用于政策制定的阶段，同样应用于政策的执行、评估及监控 的阶段。正是定量分析方法的成长及其广泛的应用，才使得人类实现从传统的经验型决策向 现代的科学化决策的飞跃。 但是，另一方面，理性分析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有其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它不能处 理所有的政策问题或政策问题的所有方面，不能取代其他分析方法，如定性方法、创造性思 维方法、价值分析和组织(政治)分析方法的作用。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① （1）用理性方法尤其是理性模型(定量分析模型)得出的政策并不是在何时期或任何情 况下都是最优政策，每个理性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定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的，如果时间、 空间或其他方面的条件改变了，则原有的假定和框架可能不再与实际情况相符，结果原为最 优的方案，未必再是最优、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方案。 （2）理性方法都是一种静态的方法，结果得到的方案或答案大都是长期性的；而有的 改策从长期看可能是有问题的或错误的，但从短期看可能是正确、是必要的；同样，一种从 长期看是最优的政策，如果不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在短期内实施，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效果。 （3）公共政策深受制度化和社会化了的过去的政策和价值标准的影响。这些制度化了 的政策的存在，可能妨碍政策分析者达成合理的研究结论；即使能找到最优的方案，这些现 存的旧政策也可能成为采纳并执行新政策的阻力。 （4）政策分析者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一个政策问题，有时可能得出两个同样 优良的政策方案，而靠分析者用理性方法难以确定应当选择哪一个。政府必须在科学或理性 的方法以外去决定哪一个方案是最优的，并加以采纳。 （5）理性方法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如何对各种不能量化的因素加以处理的问题，人类 行为、心理因素、社会政治制度及过程、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是难以靠定量分析来处理的。 在当代、如果不能将非量化的因素加以处理，要想得到最优的、合理的政策方案就是十分困 难的。 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理性方法以及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不要片面夸大其作 用，将它们当作政策分析的唯一的方法，而必须在各种场合辅以其他的方法。在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经济上的分配问题、军事战略等领域，理性的计算或定量分析的局限性更是明显， ① 参看伍启元著.公共政策.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346～347、358～3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