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协议,从美国进口粮食。5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 方面。例如可以合理地推论,在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甚至影响到偿还外债的能力 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必然需要压缩,这也间接地涉及到对西方国家的政策, 因为中国当时的外援主要是为了支持革命运动的。 到1961年末,经济形势更加严峻,继农业和轻工业之后,重工业也出现大 衰退。中国经济出现未曾料到的严重衰退,进一步凸现了1960年对外政策调整 的力度和程度的明显不足。更何况1960年初中国领导层虽然提出了“开创外交 的新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但是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导致对外关 系动荡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有可能没有被认识清楚。当然在当时的条件 下,即使认识清楚了,也未必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且不论其原因为何)也形成了需要进一步调整 对外政策的压力。首先是中苏关系虽然出现缓解的趋势,但是仍然相当脆弱。经 过1959年夏到1960年上半年的冲突和莫斯科会议前后的妥协,中苏关系从形式 上看有所缓和。1961年上半年双方的经贸、科技和军事技术合作都在恢复或发 展。4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新的贸易议定书,虽然其中规定的贸易额比上一年度 少(主要是受中国经济状况的影响),但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毕竟重新开始了。60 双方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相互协调的态度,相互通报有关情况,一些高层互访也 在安排之中。6中苏双方都对这种情况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 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也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 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62 中苏关系暂时缓和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当时的调整并 没有能解决中国对苏政策中的深层问题。从1960年初中国领导层的讨论看,他 们固然为缓和对苏关系的合理性,作了种种理论方面的阐述,其中迫于眼前利益 的考虑也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对苏联政策的认识有不少是基于对当前利害关系的 分析。6事实也表明,当时中苏关系是不可能在解决意识形态斗争的胜负后得到 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继续缓和。布加勒 斯特会议后中苏关系的缓解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经过最初的意识形态争论以 后,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中苏关系的基本稳 定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很可能还没有理解,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只能建立在共 同利益而非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一致解释的基础上。按照毛泽东当时的逻辑 中苏关系之所以还有缓和的余地,是因为苏联党还没有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是 可以挽救的。他总是以为,必须通过斗争、特别是分清理论是非,才能达到中苏 团结。为了取得这方面的胜利,中共领导干部也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 么是修正主义。64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克制只是表现为暂时 不点名(如1960年春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的三篇文章)或不直接批评(如1960 年莫斯科宜言中对如何评价苏共20大的处理方式)等。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这 60历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 6《出使苏联八年》,第105页:" Record of Conversation, Chervonenko and Zhou enlai”,Jur Odd Arme,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69-374 《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周文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一一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 十年论战》(上),第240-248,271-273页 64《十年论战》,(上),第241-243页。 1111 定协议，从美国进口粮食。59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 方面。例如可以合理地推论，在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甚至影响到偿还外债的能力 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必然需要压缩，这也间接地涉及到对西方国家的政策， 因为中国当时的外援主要是为了支持革命运动的。 到 1961 年末，经济形势更加严峻，继农业和轻工业之后，重工业也出现大 衰退。中国经济出现未曾料到的严重衰退，进一步凸现了 1960 年对外政策调整 的力度和程度的明显不足。更何况 1960 年初中国领导层虽然提出了“开创外交 的新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但是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导致对外关 系动荡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有可能没有被认识清楚。当然在当时的条件 下，即使认识清楚了，也未必能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且不论其原因为何）也形成了需要进一步调整 对外政策的压力。首先是中苏关系虽然出现缓解的趋势，但是仍然相当脆弱。经 过 1959 年夏到 1960 年上半年的冲突和莫斯科会议前后的妥协，中苏关系从形式 上看有所缓和。1961 年上半年双方的经贸、科技和军事技术合作都在恢复或发 展。4 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新的贸易议定书，虽然其中规定的贸易额比上一年度 少（主要是受中国经济状况的影响），但两国正常的贸易关系毕竟重新开始了。60 双方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了相互协调的态度，相互通报有关情况，一些高层互访也 在安排之中。61中苏双方都对这种情况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 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也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 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62 中苏关系暂时缓和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当时的调整并 没有能解决中国对苏政策中的深层问题。从 1960 年初中国领导层的讨论看，他 们固然为缓和对苏关系的合理性，作了种种理论方面的阐述，其中迫于眼前利益 的考虑也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对苏联政策的认识有不少是基于对当前利害关系的 分析。63事实也表明，当时中苏关系是不可能在解决意识形态斗争的胜负后得到 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继续缓和。布加勒 斯特会议后中苏关系的缓解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经过最初的意识形态争论以 后，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中苏关系的基本稳 定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很可能还没有理解，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只能建立在共 同利益而非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一致解释的基础上。按照毛泽东当时的逻辑， 中苏关系之所以还有缓和的余地，是因为苏联党还没有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是 可以挽救的。他总是以为，必须通过斗争、特别是分清理论是非，才能达到中苏 团结。为了取得这方面的胜利，中共领导干部也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 么是修正主义。64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克制只是表现为暂时 不点名（如 1960 年春纪念列宁诞辰 100 周年的三篇文章）或不直接批评（如 1960 年莫斯科宣言中对如何评价苏共 20 大的处理方式）等。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这 59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85 页。 60 历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35 页。 61《出使苏联八年》，第 105 页；”Record of Conversation, Chervonenko and Zhou Enlai”, June 25, 1961, Westad, Odd Arne, ed. ,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69-374. 62 《出使苏联八年》，第 107 页；周文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30-531 页。 63 《十年论战》（上），第 240-248，271-273 页。 64 《十年论战》，（上），第 241-2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