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才 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潮”和其他的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 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这种干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特别是1960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 不仅立即给中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打击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 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中共政治局会 议有时无法讨论即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 国内的人心。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1960年7月14和15日,周 恩来向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做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其中心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因 为中苏关系恶化而“灰心”。5由此可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不调整对外 政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实现“大跃进”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 “大跃进”的成败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是最终决定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 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这一点不仅有利于说明,当时仅仅调整对外政策并不能完 全解决对外关系动荡的问题,而且对理解后来对外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1962年的对外政策转向 1960年初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固然有其积极的效果,但是国内经济、首先是 农业的严重衰退及其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压力,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特别是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1961年的社论显示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 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分量增加,而且也务实的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 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56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要求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经济衰退在深层次上改变了1960年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动因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层在1960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大 跃进”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会达到其目标的信心,其目的是给“大跃进”创造国 际条件。196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则证明,对外政策调整的初始动力是没有基础 的。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但其目的已经自动地 转向帮助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要创造“大跃进”胜利的奇 迹 其次,国内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对外政策更加务实的巨 大压力。由于农业和部分轻工业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相 当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向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 国家请求推迟偿还1960年所欠债务,压缩同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并接 受苏联的经济援助。57这种情况自然要求中国要尽可能地稳定而不是恶化中苏关 系,其中就包括了妥协的必要性。 此外,农业连续两年歉收,也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向非苏联阵营的国家寻求粮 食进口,同时与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1960年8月,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逐步恢复1958年中断的日中贸易的“贸易三原则”,11月签 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61年中日贸易逐步恢复。58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虑了签 55参阅《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587页 56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见1961年1月1日《人民 日报》。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4页。 38周恩来:“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1960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版,第289291页10 “大跃进”必将取得胜利，而且中国也只能通过迅速实现“大跃进”的设想，才 能抵御愈演愈烈的“反华浪潮”和其他的外部压力。因此毛泽东等一度希望排除 任何来自外部对大跃进的干扰，这种干扰在当时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特别是 1960 年上半年中苏关系明显恶化，苏联突然撤退全部在中国的专家， 不仅立即给中国带来直接和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打击了中国干部队伍的士气。 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讨论局势和处理中苏关系，中共政治局会 议有时无法讨论即定的经济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必须采取措施来安定 国内的人心。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介绍，1960 年 7 月 14 和 15 日，周 恩来向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做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其中心就是告诉他们，不要因 为中苏关系恶化而“灰心”。55由此可见，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当时不调整对外 政策，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实现“大跃进”的目标。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 “大跃进”的成败及其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是最终决定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 走向的首要因素。澄清这一点不仅有利于说明，当时仅仅调整对外政策并不能完 全解决对外关系动荡的问题，而且对理解后来对外政策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1962 年的对外政策转向。 1960 年初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固然有其积极的效果，但是国内经济、首先是 农业的严重衰退及其给对外政策带来的压力，却出乎中国领导人的预料，特别是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1961 年的社论显示了建国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 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分量增加，而且也务实的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 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56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要求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的压力。 首先是经济衰退在深层次上改变了 1960 年中国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的动因。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层在 1960 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大 跃进”虽然面临困难但仍然会达到其目标的信心，其目的是给“大跃进”创造国 际条件。1960 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则证明，对外政策调整的初始动力是没有基础 的。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调整的方向并没有改变，但其目的已经自动地 转向帮助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要创造“大跃进”胜利的奇 迹。 其次，国内经济衰退造成的困难在客观上形成了要求对外政策更加务实的巨 大压力。由于农业和部分轻工业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相 当大的麻烦。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向苏联及其他一些东欧 国家请求推迟偿还 1960 年所欠债务，压缩同这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并接 受苏联的经济援助。57这种情况自然要求中国要尽可能地稳定而不是恶化中苏关 系，其中就包括了妥协的必要性。 此外，农业连续两年歉收，也迫使中国政府开始向非苏联阵营的国家寻求粮 食进口，同时与西方国家在其他领域的贸易也出现了发展的趋势。1960 年 8 月， 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逐步恢复 1958 年中断的日中贸易的“贸易三原则”，11 月签 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61 年中日贸易逐步恢复。58中国领导人甚至认真考虑了签 55 参阅《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6-587 页。 56 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见 1961 年 1 月 1 日《人民 日报》。 57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5 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 394 页。 58 周恩来：“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1960 年 8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版，第 289-29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