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到历史上的“中 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 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 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 面出击”。这方面己经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 开始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一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 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 过程中的。所以要探讨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 首先探讨1962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1954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 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 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 界的持久和平己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 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 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 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的冲 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 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 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 误。7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 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8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的强 调了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9一个被忽 日报》,1966年5月17日 5《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352页 7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 61-6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1997年版,第630-631页:毛泽东: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62页 8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的有关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 9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第359-360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第442页: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 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上看，也多少涉及到历史上的“中 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 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 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5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 面出击”。这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在此不赘述。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文革” 开始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一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 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第二个命题是，60 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是处在演变 过程中的。所以要探讨 1962 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就必须 首先探讨 1962 年以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状况。 自 1954 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中国对外政策开始进入比较平稳 的探索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至中共八大召开，伴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的积极努力，中国领导人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确定了方向，即“努力争取世界的持 久和平”。不论是基于何种分析，他们明确地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世 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6但是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 事态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它们分别是中苏同盟动 摇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50 年代末中苏同盟开始全面动摇，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中苏结盟过程 中便形成的领导（苏联）与被领导（中国）的关系，在 1956 年的波匈事件的冲 击下，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这方面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在波匈事件中面临的严重危机，迫使其改变以往 处理苏联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某些方式和规则，并通过公布《关于发展和进一 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以往的错 误。7其二是中国至少暂时取得了在苏联与一些东欧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的地位， 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波匈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其三是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明 显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力明显加强，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反映了这种情况。8 中国领导人有理由相信，中苏之间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了。苏联领导人当时至少在表面上也承认事实确实如此。以往的研究比较多的强 调了苏共 20 大以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且正是这个分歧埋下了中苏同盟破裂的种子。9一个被忽 民日报》，1966 年 5 月 17 日。 5 《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4 日。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1-352 页。 7 有关情况可参阅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38， 61-6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1997 年版，第 630-631 页；毛泽东：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1-262 页。 8 可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的有关部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年版。 9 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第 359-360 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第 442 页；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