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较为显著,并由此提出了二因素模型,仅用市值因子和市场风险溢价来解释中国股票的预 期收益率。潘莉和徐建国(2011)等人的硏究也认为账面市值比因子对中国股票收益率的解 释能力较弱。 黄娟、黄益建和王擎(2007)检验了2001-2003年间上海股票市场的规模效应,其结果 示公司规模几乎不影响收益率。 可见,在中国市场,关于市值效应、价值效应以及三因素模型的适用性问题还没有达成 普遍的共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学者进行实证检验时选择的样本区间有所差别,而不 同时期市场很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影响检验的结果。例如,潘莉和徐建国(2011) 的研究就体现了样本时期选择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股市具有 较为显著的价值效应,而在1997年至2001年、2006年至2010年间的价值效应不显著,并 导致了全部样本区间内的价值效应检验结果不显著。刘维奇、牛晋霞和张信东(2010)以1997 年7月至2009年4月为样本区间,以2005年4月为股改前后的分界点,比较了股改前后 的市值效应、价值效应以及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情况。他们发现中国股市在股改前存在市值效 应,而价值效应不明显,股改后两者均不显著;同时,股改前后三因素模型均能较好地解释 组合收益率,且股改后的模型拟合效果相对更好,说明股改提升了资本市场的效率。4 应较为显著，并由此提出了二因素模型，仅用市值因子和市场风险溢价来解释中国股票的预 期收益率。潘莉和徐建国（2011）等人的研究也认为账面市值比因子对中国股票收益率的解 释能力较弱。 黄娟、黄益建和王擎（2007）检验了 2001-2003 年间上海股票市场的规模效应，其结果 显示公司规模几乎不影响收益率。 可见，在中国市场，关于市值效应、价值效应以及三因素模型的适用性问题还没有达成 普遍的共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学者进行实证检验时选择的样本区间有所差别，而不 同时期市场很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而影响检验的结果。例如，潘莉和徐建国（2011） 的研究就体现了样本时期选择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在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中国股市具有 较为显著的价值效应，而在 1997 年至 2001 年、2006 年至 2010 年间的价值效应不显著，并 导致了全部样本区间内的价值效应检验结果不显著。刘维奇、牛晋霞和张信东（2010）以 1997 年 7 月至 2009 年 4 月为样本区间，以 2005 年 4 月为股改前后的分界点，比较了股改前后 的市值效应、价值效应以及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情况。他们发现中国股市在股改前存在市值效 应，而价值效应不明显，股改后两者均不显著；同时，股改前后三因素模型均能较好地解释 组合收益率，且股改后的模型拟合效果相对更好，说明股改提升了资本市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