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德,“活力、训练和我自己的力量将使我前进,”曾经患过厌食症的刘艾梅( Aimee liu在回忆她厌食的岁月时说,“没有要求, 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我不能做到别的,我将成为我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发誓。"120 因此,苗条的理想,以及与之无法分开的饮食、锻炼的生活习惯,通过身体,提供了一种幻象,似乎达到了当代女性气质自相 矛盾的要求,流行形象φ popular image反映了这种双重要求。在《完全妇女》 Complete Woman)志的同一期中登载了两篇文 章,一篇关于女性的直觉”,另一篇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有男子气概的新式妇女吗?'在《远景探索》(sioQεs中,年 轻的男主人公和女主角相爱,用他的话说,因为“她拥有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全部优点和我喜欢的男人的全部优点。”也就是说, 她坚强冷静但热情迷人。在风靡一时的电影《异形》(Ains中,女主人公的性格通过近于连环漫画书的坦白率直被刻意地建 构,既体现传统的养育型女性气质,又有令人惊讶的男性威力和控制力;其扮演者西戈尼韦弗( Sigourney Weaver称这个角色 是“女兰博 通过追求苗条、否定欲望,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和对妇女的新要求相交,新的要求是妇女应该体现公共竞技场上的“男性价 值;正如我已经说明的,厌食症以其独有的痛苦和生动的方式体现这种交叉和双重约束。[1在此我所谓的双重约束"是字面意 思。至少,自从19世纪起,也许更早,男性气质 (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 femininity)通过相互排斥的过程已经得到建构。不能 仅仅将历史上的女性品德和历史上的男性品德相加,产生一个新女人、新男人或是新的民族、新的文化。即使是在屏幕上或者 电视中,通过创造出来的角色体现,如《异形》的人物,结果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 parody)。不幸的是,在这个形象令人眼花缭 乱( image- bedazzled)的文化中,要为自我辨别模仿与可能性已经日益困难。“雌雄同体"作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进行开发,这种理 想最终暴露其内部矛盾,成为一场战争,将主体撕裂成两半场由许多厌食症明确主题的战争,是自我中的男性性格和女 性性格之间的战争。[22 相同姿态表现的抗议和退让 因此,在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的状态下,妇女的身体被视为一个表面( surface),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在这个表面上以极 端或极度真实 hyperliteral)的形式记载下来,暴露于众目暌暌之下( exposed starkly to view。当然,用来书写的语言之痛苦骇人听 闻,似乎这些身体等候在正常的女性气质的视野 horizon)中,向我们诉说着潜伏在附近的病理与暴力。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关于 女性失调 disorder)的一个持续不变的主题是体现为抗议的病理性失调 that of patholog d protest)也就不足为奇 意识、萌芽中、事与愿违的抗议,虽然没有有效的语言、声音或者政治,但是仍然是抗议。 美国和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们都曾经耳闻歇斯底里症患者使用的是抗议的语言,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她沉默的时候。安娜O. ( Anna o)的失语症表现为不能使用她自己的本族语德语,黛安娜·亨特( Dianna hunter)对此的解释是对父权的语言和文化规则 的反叛,回归母语——婴儿时期符号性的呀呀学语、一种身体的语言。亨特和其他许多运用拉康理论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向 符号水平的回归是一种倒 (regressive),但正如亨特所说,它也是“与父权制思想ˇ的富有表现力'的交流,是“女性话语自我否 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意指 (signify)因社会条件限制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信息”。[23歇斯底里症患者在控诉,她们是有的 放矢( pointing),"剀瑟琳克莱门特( Catherine clement在《新生的妇女》( The Newly Born Women中写道,她们对文化进行冷嘲 热讽。“24在同一本著作中,赫莉娜西克素( Helene Ciⅸous)谈到那些了不起的歇斯底里患者,她们使弗洛伊德屈从于许多奢侈 淫乐的时刻,耻于提及;她们利用自己放荡不羁、充满激情的身体语言攻击他拼凑起來的摩西定律;她们用不可听闻的雷鸣般 的职责困扰他。在西克素看来,令弗洛伊德倍感无奈的多拉(Dora),就是妇女内在抗议力量的核心典范。"25 抗议的文献既包括功能( functional的方法,也包括符号( symbolic舶的方法。例如,罗伯特塞登伯格( Robert seidenberg和卡伦德 克( Karen decrow)这样描述旷野恐惧症:它是对于“通常要求妇女屦行的自我克制"和家庭主妇的职责的罢工”,这些职责如购 物、开车送子女上学、陪伴丈夫出席社交活动等。[26卡罗史密斯一罗森堡 Carroll smith- Rosenburg对歇斯底里进行了类似的分 析,认为通过阻止妇女尽到妻子的责任,如照顾小孩、做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歇斯底里“成为循规蹈矩的妇女可以表达对 生活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的不满的一个途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表达。"127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将厌食症闸释为一种 无意识的女权主义抗议,其中表达最清楚有力的当属苏希欧巴赫 Susie orbach)。欧巴赫认为,厌食症从事的是“饥饿罢工”,强 调这是一个政治话语,通过抗拒食物的行为和身材戏剧性的变化“用身体表达出(厌食症患者)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息”——这 是她对文化的控诉,认为文化轻视、压抑女性饥饿,使妇女为自己的食欲 (appetite)和要求感到羞耻,要求妇女永不停息地为身 体的变化忙碌。[28 当然,厌食症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政治陈述。事实上,她也许会对女权主义以及其他任何批评观点抱有敌意,因为她 认为这些批评怀疑她自己的自主权和控制权,或者是置疑构成她生活的文化理想。正是通过追求这些理想以至于将其破坏性昭 然于天下,虽然没有刻意进行,她的行为却体现了一种示威,对这种理想进行揭露井予以控诉 而且,表示抗议的相同姿态也可以标志着退缩,或许这一点才是这一症状真正的诱人之处。例如,金彻宁( Kim Chemin认为, 当这代人有可能超过母辈,过着较少约束、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时,会产生内疚和分离焦虑,对于厌食症的固着型偏爱(the debilitating anorexic fixation)虽然导致身体袞弱,但能够通过阻止或者延缓个人的发展缓和焦虑。[29旷野恐惧多发生在新婚不 久,在许多情况下也发挥这样的作用:当面临因不满和颅恼产生不受欢迎的躁动不安时,加强依赖感与附属感 尽管我们也许为抗议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但我要强调那种抗议的本质:反作用、悲剧性的自我挫败(其实是自我解构)·从功 能上来说,这些失调的症状使患者孤立、衰弱、受到损害;同时她们将身体的生活演变为吸收一切的崇拜(anal- absorbing tish),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受到关注的物体相形失色,失去其真实意义。同样地,在象征水平上,抗议遭到瓦解走向反面,向收 缩的女性世界 contracted female world的屈服、宣布主体的彻底投降。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失语( muteness) 及其向纯粹、初级的身体表达性pure, primary bodily expressivity)的回归,已经被解释为放弃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恢复已经失落 的符号、母性价值世界。但与此同时,失语是沉默不语、没有怨言的妇女的状态——父权制文化的理想。通过自己的无声 ( voiceless)向遏制女性声音进行抗议—即利用女性气质的语言对女性世界的状态提出抗议——总会涉及诸如此类的模棱两可。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以女性气质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femininity)明确的症状最适于表达这些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妇女的 困境∷她们生活在社会性别变革边缘时期,拥有社会物质资源,能够将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过度传递至有象征性( to symbolic excess),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带来的焦虑。在19世纪末、二战后和20世纪末,社会性别都成为有待探讨的话题,在这些时 期里,有关“妇女问题”、“新妇女”、“妇女需要什么"和“女性气质是什么的话语急速扩散 共谋、抵抗和身体 矛盾的是,女性抗议的种种病理似乎与产生这些病理的文化条件相互串通,正好再现、而非改变它们所抗议的一切。在这种关 系中,在反对试图重组和重新定义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进行文化的对抗性反应的历史时期,歇斯底里和厌食症达到最高峰这品德，“活力、训练和我自己的力量将使我前进，”曾经患过厌食症的刘艾梅(Aimee Liu)在回忆她厌食的岁月时说，“没有要求， 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我不能做到别的，我将成为我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发誓。”[20] 因此，苗条的理想，以及与之无法分开的饮食、锻炼的生活习惯，通过身体，提供了一种幻象，似乎达到了当代女性气质自相 矛盾的要求，流行形象(popular image)反映了这种双重要求。在《完全妇女》(Complete Woman)杂志的同一期中登载了两篇文 章，一篇关于“女性的直觉”，另一篇则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有男子气概的新式妇女吗？”在《远景探索》(Vision Quest)中，年 轻的男主人公和女主角相爱，用他的话说，因为“她拥有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全部优点和我喜欢的男人的全部优点。”也就是说， 她坚强冷静但热情迷人。在风靡一时的电影《异形》(Aliens)中，女主人公的性格通过近于连环漫画书的坦白率直被刻意地建 构，既体现传统的养育型女性气质，又有令人惊讶的男性威力和控制力；其扮演者西戈尼·韦弗(Sigourney Weaver)称这个角色 是“女兰博”。 通过追求苗条、否定欲望，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和对妇女的新要求相交，新的要求是妇女应该体现公共竞技场上的“男性”价 值；正如我已经说明的，厌食症以其独有的痛苦和生动的方式体现这种交叉和双重约束。[21]在此我所谓的“双重约束”是字面意 思。至少，自从19世纪起，也许更早，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通过相互排斥的过程已经得到建构。不能 仅仅将历史上的女性品德和历史上的男性品德相加，产生一个新女人、新男人或是新的民族、新的文化。即使是在屏幕上或者 电视中，通过创造出来的角色体现，如《异形》的人物，结果也是一种拙劣的模仿(parody)。不幸的是，在这个形象令人眼花缭 乱 (image-bedazzled) 的文化中，要为自我辨别模仿与可能性已经日益困难。“雌雄同体”作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进行开发，这种理 想最终暴露其内部矛盾，成为一场战争，将主体撕裂成两半——一场由许多厌食症明确主题的战争，是自我中的男性性格和女 性性格之间的战争。[22] 相同姿态表现的抗议和退让 因此，在歇斯底里、旷野恐惧和厌食症的状态下，妇女的身体被视为一个表面(surface)，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在这个表面上以极 端或极度真实(hyperliteral)的形式记载下来，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exposed starkly to view)。当然，用来书写的语言之痛苦骇人听 闻，似乎这些身体等候在“正常的”女性气质的视野(horizon)中，向我们诉说着潜伏在附近的病理与暴力。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关于 女性失调(disorder)的一个持续不变的主题是体现为抗议的病理性失调(that of pathology as embodied protest) 也就不足为奇——无 意识、萌芽中、事与愿违的抗议，虽然没有有效的语言、声音或者政治，但是仍然是抗议。 美国和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们都曾经耳闻歇斯底里症患者使用的是抗议的语言，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她沉默的时候。安娜·O. （Anna O.）的失语症表现为不能使用她自己的本族语德语，黛安娜·亨特(Dianna Hunter)对此的解释是对父权的语言和文化规则 的反叛，回归“母语”——婴儿时期符号性的呀呀学语、一种身体的语言。亨特和其他许多运用拉康理论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向 符号水平的回归是一种倒退(regressive)，但正如亨特所说，它也是“与父权制思想”的“富有表现力”的交流，是“女性话语自我否 定的形式，身体通过这种形式意指(signify) 因社会条件限制无法用语言说明的信息”。[23]“歇斯底里症患者在控诉，她们是有的 放矢(pointing)，”凯瑟琳·克莱门特(Catherine Clément)在《新生的妇女》(The Newly Born Women)中写道，她们对“文化进行冷嘲 热讽。”[24]在同一本著作中，赫莉娜·西克素(Hélène Cixous)谈到“那些了不起的歇斯底里患者，她们使弗洛伊德屈从于许多奢侈 淫乐的时刻，耻于提及；她们利用自己放荡不羁、充满激情的身体语言攻击他拼凑起来的摩西定律；她们用不可听闻的雷鸣般 的职责困扰他。”在西克素看来，令弗洛伊德倍感无奈的多拉(Dora)，就是“妇女内在抗议力量的核心典范。”[25] 抗议的文献既包括功能(functional)的方法，也包括符号(symbolic)的方法。例如，罗伯特·塞登伯格(Robert Seidenberg)和卡伦·德 克罗(Karen DeCrow)这样描述旷野恐惧症：它是对于“通常要求妇女履行的自我克制”和家庭主妇的职责的“罢工”，这些职责如购 物、开车送子女上学、陪伴丈夫出席社交活动等。[26]卡罗·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urg)对歇斯底里进行了类似的分 析，认为通过阻止妇女尽到妻子的责任，如照顾小孩、做丈夫和孩子的“守护天使”，歇斯底里“成为循规蹈矩的妇女可以表达对 生活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的不满的一个途径——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表达。”[27]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将厌食症阐释为一种 无意识的女权主义抗议，其中表达最清楚有力的当属苏希·欧巴赫(Susie Orbach)。欧巴赫认为，厌食症从事的是“饥饿罢工”，强 调这是一个政治话语，通过抗拒食物的行为和身材戏剧性的变化“用身体表达出（厌食症患者）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息”——这 是她对文化的控诉，认为文化轻视、压抑女性饥饿，使妇女为自己的食欲(appetite)和要求感到羞耻，要求妇女永不停息地为身 体的变化忙碌。[28] 当然，厌食症患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政治陈述。事实上，她也许会对女权主义以及其他任何批评观点抱有敌意，因为她 认为这些批评怀疑她自己的自主权和控制权，或者是置疑构成她生活的文化理想。正是通过追求这些理想以至于将其破坏性昭 然于天下，虽然没有刻意进行，她的行为却体现了一种示威，对这种理想进行揭露并予以控诉。 而且，表示抗议的相同姿态也可以标志着退缩，或许这一点才是这一症状真正的诱人之处。例如，金·彻宁(Kim Chernin)认为， 当这代人有可能超过母辈，过着较少约束、更加自由自在的生活时，会产生内疚和分离焦虑，对于厌食症的固着型偏爱(the debilitating anorexic fixation)虽然导致身体衰弱，但能够通过阻止或者延缓个人的发展缓和焦虑。[29]旷野恐惧多发生在新婚不 久，在许多情况下也发挥这样的作用：当面临因不满和烦恼产生不受欢迎的躁动不安时，加强依赖感与附属感。 尽管我们也许为抗议赋予了深刻的意义，但我要强调那种抗议的本质：反作用、悲剧性的自我挫败（其实是自我解构）。从功 能上来说，这些失调的症状使患者孤立、衰弱、受到损害；同时她们将身体的生活演变为吸收一切的崇拜(an all-absorbing fetish)，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受到关注的物体相形失色，失去其真实意义。同样地，在象征水平上，抗议遭到瓦解走向反面，向收 缩的女性世界(contracted female world)的屈服、宣布主体的彻底投降。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失语(muteness) 及其向纯粹、初级的身体表达性(pure, primary bodily expressivity)的回归，已经被解释为放弃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恢复已经失落 的符号、母性价值世界。但与此同时，失语是沉默不语、没有怨言的妇女的状态——父权制文化的理想。通过自己的无声 (voiceless)向遏制女性声音进行抗议——即利用女性气质的语言对女性世界的状态提出抗议——总会涉及诸如此类的模棱两可。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以女性气质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femininity)明确的症状最适于表达这些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妇女的 困境：她们生活在社会性别变革边缘时期，拥有社会物质资源，能够将传统的女性气质建构过度传递至有象征性(to symbolic excess)，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带来的焦虑。在19世纪末、二战后和20世纪末，社会性别都成为有待探讨的话题，在这些时 期里，有关“妇女问题”、“新妇女”、“妇女需要什么”和“女性气质是什么”的话语急速扩散。 共谋、抵抗和身体 矛盾的是，女性抗议的种种病理似乎与产生这些病理的文化条件相互串通，正好再现、而非改变它们所抗议的一切。在这种关 系中，在反对试图重组和重新定义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进行文化的对抗性反应的历史时期，歇斯底里和厌食症达到最高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