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音序 李梦阳(1473—1530),初名萃,字天赐,改字献吉,号空同子、空同山人,庆阳(今属甘肃)人,后徙居大梁 今河南开封)。弘治六年(1493)进土。授户部主事。正直敢言事。弘治末以此得罪贵戚,下狱。武宗时代丿 部尚书韩文属草弹劾刘墐,罹祸几危,因康海说情得免,致仕。刘瑾诛,起故官,迁冮西提学副使。忤上司、同 僚,被诬遭捕。曾为宁王朱宸濠撰《阳舂书院记》,宁王败,削籍。弟子私谥文毅,天启初追谥景文。李梦阳反对 陈献章、庄性气诗,讥李东阳创作萎弱",以复兴古学相倡,古诗宗汉魏,近体宗盛唐,文宗秦汉,同时也肯定 写"真情。他与何景明、王九思、王廷相、康海、边贡、徐祯卿互为声气,标榜鼓吹,时称前七子",倾动弘、正 文坛,对明代中晚期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拟古流弊也由此而滋。著有《李空同全集》。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1, 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 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 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 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今人有作性气诗,辄自贤于穿花蛱蝶ˆ、“点水蜻蜓等句,此何异痴人前说梦也;即以理 言,则所谓深深、款款"者何物邪2?《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3,又何说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 野。"4予观江海山泽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缶音》是已 《缶音》,歙处土佘存修作5。处士商宋、梁间6,故其诗多为宋、梁人作。予游大梁,不及见处士,见其子育7, 处士有文行,育嗜学文雅,亦善诗。传曰:是父是子8,此之谓邪?育以疾不游,反其乡,今数年矣,以书抵予 曰:育恒惧先人之作泯没不见于世也,幸子表之。予于是作《缶音序》,处土行详见志表,予故不述,第述作诗 本旨焉 明代复古运动(唐诗运动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到弘治、正德年间,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批 评家主要论述古诗、唐诗(尤其是唐诗)何以优秀,何以应该成为人们取法的对象;在此之后,他们除继续作出这 方面的论证之外,更突出了对宋以后诗(尤其是宋诗)的严厉批评,旨在营造宋诗全不足取的舆论氛围。虽然之前 如高启、高棅、李东阳也对宋诗有批评,但是并没有导致对宋诗的否定,倒是还有一定的借鉴(如髙启、李东 阳)。后者改变了这一态度,形成以李梦阳为首的反宋派,李氏宋无诗”(《潜虬山人记》)即是他们纲领性的口 号,也是与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学主张相辅相成的一项具体内容。 《缶音序》借陈献章、庄一派性气诗为突破口,对宋诗传统作了否定性的分析和评价。李梦阳认为,古诗、唐诗 与宋诗的对立,是“主调与主理"的对立,从古调、“唐调"到宋诗无调"主理",是诗歌艺术特质的形成、确立、发 展到被取消的过程。“调是比兴、情思、柔厚的心气、悠扬的声韵、委婉贴切的言辞融会和合而形成的生动 的"诗,无调主理则沦为"文"’,在李梦阳看来,无疑是一种多余。这既反映了主调"论者对诗歌艺术-部分深刻 的认识,也显露出其理论严重的偏颇 诚然,李梦阳也说过诗何尝无理,据此,融理入诗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既然江西诗派乃至宋诗整体遭到 他排斥,其命题对理的吝啬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梦阳反对诗歌“主理,也含有一部分反对宋明理学的意思。这在明代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均有突岀的意义,也 与晚明文学精神发生了一种互相呼应的关系。从这方面去看待他的反宋立场,其进步性不言而喻。但是也必须指 出,思想的批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的批评,更何况,诗歌“主理"之“理"与理学之“理"其内涵也还并不完全相同。 文章批评明代性气诗主理太过,兴味全失,强调《诗经》比兴传统和杜甫即物唱咏、自成妙句的创作经验,这对 纠正由理学诗而导致的鄙俚化倾向有积极作用。当然,唯性气诗也有优劣之别,不当一概而论。 江海山泽之民顾往往知诗,这其实也是一种ˆ真诗在民间的说法。民间之民”,指耕农织妇、渔翁樵夫这样的下 层民众,也可以指未入仕途的下层文人。李梦阳在对秀才语ˇ表示失望以后,倾心于这样两种人的真唱,说明他确 实是一位颇善思考的批评家 谈艺录缶音序 李梦阳（1473—1530），初名萃，字天赐，改字献吉，号空同子、空同山人，庆阳（今属甘肃）人，后徙居大梁 （今河南开封）。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户部主事。正直敢言事。弘治末以此得罪贵戚，下狱。武宗时代户 部尚书韩文属草弹劾刘瑾，罹祸几危，因康海说情得免，致仕。刘瑾诛，起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忤上司、同 僚，被诬遭捕。曾为宁王朱宸濠撰《阳春书院记》，宁王败，削籍。弟子私谥文毅，天启初追谥景文。李梦阳反对 陈献章、庄“性气诗”，讥李东阳创作“萎弱”，以复兴古学相倡，古诗宗汉魏，近体宗盛唐，文宗秦汉，同时也肯定 写“真情”。他与何景明、王九思、王廷相、康海、边贡、徐祯卿互为声气，标榜鼓吹，时称“前七子”，倾动弘、正 文坛，对明代中晚期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拟古流弊也由此而滋。著有《李空同全集》。 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1， 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 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 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 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今人有作性气诗，辄自贤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等句，此何异痴人前说梦也；即以理 言，则所谓“深深”、“款款”者何物邪2？《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3，又何说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 野。”4予观江海山泽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如《缶音》是已。 《缶音》，歙处士佘存修作5。处士商宋、梁间6，故其诗多为宋、梁人作。予游大梁，不及见处士，见其子育7， 处士有文行，育嗜学文雅，亦善诗。传曰： 是父是子8，此之谓邪？育以疾不游，反其乡，今数年矣，以书抵予 曰： 育恒惧先人之作泯没不见于世也，幸子表之。予于是作《缶音序》，处士行详见志表，予故不述，第述作诗 本旨焉。 明代复古运动（唐诗运动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到弘治、正德年间，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批 评家主要论述古诗、唐诗（尤其是唐诗）何以优秀，何以应该成为人们取法的对象；在此之后，他们除继续作出这 方面的论证之外，更突出了对宋以后诗（尤其是宋诗）的严厉批评，旨在营造宋诗全不足取的舆论氛围。虽然之前 如高启、高棅、李东阳也对宋诗有批评，但是并没有导致对宋诗的否定，倒是还有一定的借鉴（如高启、李东 阳）。后者改变了这一态度，形成以李梦阳为首的反宋派，李氏“宋无诗”（《潜虬山人记》）即是他们纲领性的口 号，也是与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学主张相辅相成的一项具体内容。 《缶音序》借陈献章、庄一派“性气诗”为突破口，对宋诗传统作了否定性的分析和评价。李梦阳认为，古诗、唐诗 与宋诗的对立，是“主调”与“主理”的对立，从“古调”、“唐调”到宋诗无“调”主“理”，是诗歌艺术特质的形成、确立、发 展到被取消的过程。“调”是比兴、情思、柔厚的心气、悠扬的声韵、委婉贴切的言辞融会和合而形成的生动 的“诗”，无“调”主“理”则沦为“文”，在李梦阳看来，无疑是一种多余。这既反映了主“调”论者对诗歌艺术一部分深刻 的认识，也显露出其理论严重的偏颇。 诚然，李梦阳也说过“诗何尝无理”，据此，融理入诗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既然江西诗派乃至宋诗整体遭到 他排斥，其命题对“理”的吝啬也就可想而知了。 李梦阳反对诗歌“主理”，也含有一部分反对宋明理学的意思。这在明代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均有突出的意义，也 与晚明文学精神发生了一种互相呼应的关系。从这方面去看待他的反宋立场，其进步性不言而喻。但是也必须指 出，思想的批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的批评，更何况，诗歌“主理”之“理”与理学之“理”其内涵也还并不完全相同。 文章批评明代“性气诗”主理太过，兴味全失，强调《诗经》比兴传统和杜甫即物唱咏、自成妙句的创作经验，这对 纠正由理学诗而导致的鄙俚化倾向有积极作用。当然，“性气诗”也有优劣之别，不当一概而论。 “江海山泽之民顾往往知诗”，这其实也是一种“真诗在民间”的说法。“民间”之“民”，指耕农织妇、渔翁樵夫这样的下 层民众，也可以指未入仕途的下层文人。李梦阳在对“秀才语”表示失望以后，倾心于这样两种人的真唱，说明他确 实是一位颇善思考的批评家。 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