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思想向社会手段的转换。因而,马克斯·勒纳( Max lerner)曾为一本书取名 思想就是武器”绝无讽刺之意。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语言。不仅如此,它还是对思想的后果的 承诺。俄国批评之父维萨林·别林司基( Vissarion Belinsky),当他初读黑格尔、服膺于“存 在皆合理”这一准则哲学上的正确性时,他便成了俄国独裁统治的支持者。但当他发现黑格尔 的思想中包含着相反的倾向,即“存在”辨证地演变成一个不同的形态时,他一夜之间便成了 一个革命者。“别林司基的转变”,小卢弗斯·马休森( Rufus w. Mathewson)指出,“活画出对 待思想的一种既充满激情又短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仅仅依据思想与现实的当下联系而作出反应, 因而不可避免地将思想下降为手 给予意识形态以力量的是它的激情。抽象的哲学探索总企图消灭激情和人性,将所有的思 想理性化。对意识形态学家( ideologue)来说,真理源于行动,是“变革时刻”赋予经验以意 义。他活跃在“行动”之中,而不是在沉思之中。事实上,人们或许会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 潜在的功能是疏导人的情感。除了宗教(还有战争和民族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形式可以疏导激 情的能量。宗教把激情能量象征化,使之渐渐枯竭,并使其从尘世散入礼拜、圣餐及圣殿之中 意识形态融合这些能量,并将其导入政治之中 不仅如此,宗教发挥至极,还可以做得更多。它为人们应付死亡问题提供了途径。对死亡 的恐惧—一如此强大而又无法躲避—一还有对暴力致死的恐惧,粉碎了对于人类力量的灿烂、 壮丽而又瞬间即逝的梦想。霍布斯指出,对死亡的恐惧成为道义之源;对暴力致死的努力避免 成为法律之渊。当人们有可能相信—一真正相信一一天国与地狱之存在时,对死亡的恐惧才可 能得到部分的抑制或者控制;没有这个信仰,剩下的就只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很有可能,由于上个世纪以及此前宗教信仰的衰落,这种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意味 着彻底毁灭的死亡的恐惧,或许增强了。事实上,人们可以假设,非理性取得突破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此。这种非理性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变化了的道德观的一个显著特色。狂热、暴力和酷行 当然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但是,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这些疯狂与群情可以通过宗教热诚 与宗教活动被替换,被象征化,并且被逐渐消解和分散开来。而今只有“现世”,并且对自我的 坚持( the assertion of self)在对他人的统治中成为可能,这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必不可少 的。你能通过强调运动的无所不能(如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来挑战死亡,或者使他人屈服 于你的意志来战胜死亡(就象亚伯船长的“不朽”一样)。两种途径皆被采用。但是由于政治能 像宗教曾经做到过的那样使权力制度化,它便成了达到统治的现成途径。与宗教对自我的改造 相对照,现代主要或者仅仅是通过政治来改造世界,这意味着其它一切调动情感能量的制度性 手段必然会萎缩。事实上,宗派和教会变成了党派和社会运动。 当社会运动能做到以下三件事时,它便能够唤起民众:将思想简单化;声称掌握了真理 以及将两者结合,要求身体力行。因而,意识形态不但改变了思想,也改变了人。19世纪的意 识形态,通过强调必然性以及将激情注入其追随者,可与宗教匹敌。通过将必然性与进步联系 起来,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实证价值相关联。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还与上升中的知识 分子阶层密切相关,他们正试图维护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 理解知识分子与学者的不同(这样区分并无中伤之意)很重要。学者拥有一个划定的知识 领域,一个传统,并且试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就像拼图一样,不断向过去积累下来 的、被验证过的知识中添砖加瓦。学者之为学者,为之较少卷入“自我”。知识分子则是从他的 经验,他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他的特权和被剥夺的权利出发,并且依据这些感觉来判断世界 由于他自己的身份有着很高的价值,他对社会的评判便反映了他所受到的社会待遇。在一个商 业文明中,知识分子感到错误的价值正得到推崇,因而他们摒弃这个社会。于是,自由不羁的 知识分子便在一股内发的强迫性力量驱使之下,变得政治化了。这样一来,出现于19世纪的意 识形态背后就有了知识分子的支持。意识形态踏上了威廉·詹姆士所谓的“信仰之阶”。这样的 “信仰之阶”在其对于未来的憧憬中,无法区分可能性( possibilities)与概然性2 意识形态是思想向社会手段的转换。因而，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曾为一本书取名 “思想就是武器”绝无讽刺之意。这就是意识形态的语言。不仅如此，它还是对思想的后果的 承诺。俄国批评之父维萨林·别林司基（Vissarion Belinsky)，当他初读黑格尔、服膺于“存 在皆合理”这一准则哲学上的正确性时，他便成了俄国独裁统治的支持者。但当他发现黑格尔 的思想中包含着相反的倾向，即“存在”辨证地演变成一个不同的形态时，他一夜之间便成了 一个革命者。“别林司基的转变”，小卢弗斯·马休森（Rufus W.Mathewson）指出，“活画出对 待思想的一种既充满激情又短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仅仅依据思想与现实的当下联系而作出反应， 因而不可避免地将思想下降为手段。” 给予意识形态以力量的是它的激情。抽象的哲学探索总企图消灭激情和人性，将所有的思 想理性化。对意识形态学家（ideologue）来说，真理源于行动，是“变革时刻”赋予经验以意 义。他活跃在“行动”之中，而不是在沉思之中。事实上，人们或许会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 潜在的功能是疏导人的情感。除了宗教（还有战争和民族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形式可以疏导激 情的能量。宗教把激情能量象征化，使之渐渐枯竭，并使其从尘世散入礼拜、圣餐及圣殿之中。 意识形态融合这些能量，并将其导入政治之中。 不仅如此，宗教发挥至极，还可以做得更多。它为人们应付死亡问题提供了途径。对死亡 的恐惧——如此强大而又无法躲避——还有对暴力致死的恐惧，粉碎了对于人类力量的灿烂、 壮丽而又瞬间即逝的梦想。霍布斯指出，对死亡的恐惧成为道义之源；对暴力致死的努力避免 成为法律之渊。当人们有可能相信——真正相信——天国与地狱之存在时，对死亡的恐惧才可 能得到部分的抑制或者控制；没有这个信仰，剩下的就只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很有可能，由于上个世纪以及此前宗教信仰的衰落，这种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意味 着彻底毁灭的死亡的恐惧，或许增强了。事实上，人们可以假设，非理性取得突破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此。这种非理性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变化了的道德观的一个显著特色。狂热、暴力和酷行 当然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但是，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这些疯狂与群情可以通过宗教热诚 与宗教活动被替换，被象征化，并且被逐渐消解和分散开来。而今只有“现世”，并且对自我的 坚持（the assertion of self）在对他人的统治中成为可能，这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必不可少 的。你能通过强调运动的无所不能（如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来挑战死亡，或者使他人屈服 于你的意志来战胜死亡（就象亚伯船长的“不朽”一样）。两种途径皆被采用。但是由于政治能 像宗教曾经做到过的那样使权力制度化，它便成了达到统治的现成途径。与宗教对自我的改造 相对照，现代主要或者仅仅是通过政治来改造世界，这意味着其它一切调动情感能量的制度性 手段必然会萎缩。事实上，宗派和教会变成了党派和社会运动。 当社会运动能做到以下三件事时，它便能够唤起民众：将思想简单化；声称掌握了真理； 以及将两者结合，要求身体力行。因而，意识形态不但改变了思想，也改变了人。19 世纪的意 识形态，通过强调必然性以及将激情注入其追随者，可与宗教匹敌。通过将必然性与进步联系 起来，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实证价值相关联。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还与上升中的知识 分子阶层密切相关，他们正试图维护在社会中的一席之地。 理解知识分子与学者的不同（这样区分并无中伤之意）很重要。学者拥有一个划定的知识 领域，一个传统，并且试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就像拼图一样，不断向过去积累下来 的、被验证过的知识中添砖加瓦。学者之为学者，为之较少卷入“自我”。知识分子则是从他的 经验，他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他的特权和被剥夺的权利出发，并且依据这些感觉来判断世界。 由于他自己的身份有着很高的价值，他对社会的评判便反映了他所受到的社会待遇。在一个商 业文明中，知识分子感到错误的价值正得到推崇，因而他们摒弃这个社会。于是，自由不羁的 知识分子便在一股内发的强迫性力量驱使之下，变得政治化了。这样一来，出现于 19 世纪的意 识形态背后就有了知识分子的支持。意识形态踏上了威廉·詹姆士所谓的“信仰之阶”。这样的 “信仰之阶”在 其对于未来的 憧憬中，无 法区分可能 性（possibilities）与概 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