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babilities),从而将后者变成了确定性 今天,这些意识形态气数已尽。在这重大的社会学变化身后发生的事件纷繁复杂。诸如 莫斯科审判( Moscow trials),纳粹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纳粹集中营,对匈牙利工人的残酷镇 压,等等,这些灾难构成一个系列:又如,对资本主义的修正,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些社会变 革构成另一系列。在哲学中,人们可以追溯简单化的理性主义信仰的衰落以及新斯多葛神学中 人类形象的产生,例如弗洛伊德、蒂利希( Tillich)、雅斯培尔斯等。这并不是说在法国和意大 利,诸如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具政治影响力,或者缺乏一种源于其他方面的驱动力。但 从全部这一历史中,显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 了它们的“真理”和说服力 认真思考的人很少再会相信,人们能够预先设计“蓝图”,并且通过“社会策划”建立一个 新的社会和谐的乌托邦。与此同时,诸多旧的“反信仰”( counter-beliefs)也已失去了知识 分子的支持。“古典”自由派很少有人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而严肃的保守派也很少有人相信福 利国家是“通向奴役之路”,至少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是这样。因而,在当今的西方,知识分子 们在政治问题上达成了大致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要求分权: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体系。从 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告终结。 然而,一个特别的事实是,正当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争论已成强弩之末时, 正在兴起的亚非国家,形成了对其各自国家的人民有着不同吸引力的新意识形态。它们是工业 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肤色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重大政治社 会问题就在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显著差别之中。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主义的,人本主义的, 并由知识分子所造就。亚非的大众意识形态是地方性、工具性的,由政治领袖所创造。旧意识 形态的驱动力在于社会平等以及最广义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推动力则是经济发展和民族力量 而在这一诉求中,俄罗斯和中国己成为楷模。这些国家所散发的魅力不再是自由社会这个 旧观念,而是经济增长这个新观念。而且,如果这一魅力意味着必须对全体民众施以高压,意 味着新兴精英集团对人民的驱使,那么这种新的压迫便得以开脱一一没有这样的高压统治,经 济就不能获得快速发展。即便对西方的一些自由派而言,“经济发展”也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 态,它洗去了对旧的幻灭的记忆 我们很难辩驳对经济快速增长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几乎没有人可以驳斥这一目标,就像 很少有人能够驳斥对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一样。然而,在这一强大的浪潮里一一并且它的迅猛令 人瞠目一一任何把上述这些作为目标的运动,都为了一个将来而冒险牺牲当代人,而在这个将 来,也许只会出现一种由一个新的精英集团进行的新的剥削。对新崛起的国家而言,争论的不 是共产主义的价值一一这一主义的内容早己被敌友双方忘却。它们所面临的问题由来更久:是 通过建立民主制度、让人们自由选择和自愿奉献来形成新的社会,还是由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新 的精英集团用极权手段去改造他们的国家。当然,在这些传统而古老的殖民地社会中,民众麻 木易控,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知识分子阶层和他们对未来的构想之中。 于是,在50年代末,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间断。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旧时的激情殆 尽。由于没有对那些旧时争论的有意义的记忆,没有一个赖以发展的可靠的传统,新一代人发 现他们自己正在一个抛弃了一一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陈旧的、《启示录》似的世纪幻想的政 治社会的框架中寻觅新的目标。在寻找“原因”( cause)的过程中,有着一种深深的、绝望的 几乎是伤感的愤怒。这一主题贯穿于一部引人瞩目的著作《信念》( Convictions)之中,它的 作者是英国最激进的十二位年轻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无法界定所探寻的“原因”的内容,但这 种对探寻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新的思想激进主义的躁动不安的追 求。理查德·蔡斯( Richard chase)在其《民主远景》( The Democratic vista)一书中,对 美国社会作了深思熟虑的评价。在这本书中,他坚持认为,十九世纪的美国对世界其它地方而 言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对人的激进看法(例如惠特曼( Whitman)对人的看法),他还呼吁在当今3 （probabilities），从而将后者变成了确定性。 今天，这些意识形态气数已尽。在这重大的社会学变化身后发生的事件纷繁复杂。诸如， 莫斯科审判（Moscow Trials），纳粹与苏联签订的条约，纳粹集中营，对匈牙利工人的残酷镇 压，等等，这些灾难构成一个系列；又如，对资本主义的修正，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些社会变 革构成另一系列。在哲学中，人们可以追溯简单化的理性主义信仰的衰落以及新斯多葛神学中 人类形象的产生，例如弗洛伊德、蒂利希(Tillich)、雅斯培尔斯等。这并不是说在法国和意大 利，诸如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不具政治影响力，或者缺乏一种源于其他方面的驱动力。但 从全部这一历史中，显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 了它们的“真理”和说服力。 认真思考的人很少再会相信，人们能够预先设计“蓝图”，并且通过“社会策划”建立一个 新的社会和谐的乌托邦。与此同时，诸多旧的“反信仰”（counter-beliefs）也已失去了知识 分子的支持。“古典”自由派很少有人坚持政府不干预经济；而严肃的保守派也很少有人相信福 利国家是“通向奴役之路”，至少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是这样。因而，在当今的西方，知识分子 们在政治问题上达成了大致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要求分权；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体系。从 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告终结。 然而，一个特别的事实是，正当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争论已成强弩之末时， 正在兴起的亚非国家，形成了对其各自国家的人民有着不同吸引力的新意识形态。它们是工业 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肤色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重大政治社 会问题就在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显著差别之中。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主义的，人本主义的， 并由知识分子所造就。亚非的大众意识形态是地方性、工具性的，由政治领袖所创造。旧意识 形态的驱动力在于社会平等以及最广义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推动力则是经济发展和民族力量。 而在这一诉求中，俄罗斯和中国已成为楷模。这些国家所散发的魅力不再是自由社会这个 旧观念，而是经济增长这个新观念。而且，如果这一魅力意味着必须对全体民众施以高压，意 味着新兴精英集团对人民的驱使，那么这种新的压迫便得以开脱——没有这样的高压统治，经 济就不能获得快速发展。即便对西方的一些自由派而言，“经济发展”也已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 态，它洗去了对旧的幻灭的记忆。 我们很难辩驳对经济快速增长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几乎没有人可以驳斥这一目标，就像 很少有人能够驳斥对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一样。然而，在这一强大的浪潮里——并且它的迅猛令 人瞠目——任何把上述这些作为目标的运动，都为了一个将来而冒险牺牲当代人，而在这个将 来，也许只会出现一种由一个新的精英集团进行的新的剥削。对新崛起的国家而言，争论的不 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这一主义的内容早已被敌友双方忘却。它们所面临的问题由来更久：是 通过建立民主制度、让人们自由选择和自愿奉献来形成新的社会，还是由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新 的精英集团用极权手段去改造他们的国家。当然，在这些传统而古老的殖民地社会中，民众麻 木易控，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知识分子阶层和他们对未来的构想之中。 于是，在 50 年代末，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间断。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旧时的激情殆 尽。由于没有对那些旧时争论的有意义的记忆，没有一个赖以发展的可靠的传统，新一代人发 现他们自己正在一个抛弃了——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陈旧的、《启示录》似的世纪幻想的政 治社会的框架中寻觅新的目标。在寻找“原因”（cause）的过程中，有着一种深深的、绝望的、 几乎是伤感的愤怒。这一主题贯穿于一部引人瞩目的著作《信念》（Convictions）之中，它的 作者是英国最激进的十二位年轻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无法界定所探寻的“原因”的内容，但这 种对探寻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着一种对新的思想激进主义的躁动不安的追 求。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在其《民主远景》（The Democratic Vista）一书中，对 美国社会作了深思熟虑的评价。在这本书中，他坚持认为，十九世纪的美国对世界其它地方而 言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对人的激进看法（例如惠特曼(Whitman)对人的看法），他还呼吁在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