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城市底层民众的支持，许诺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收益。①巴西贫民组织起来， 对现有产权的冲击，对财富再分配的诉求，让巴西的右翼势力日趋警惕。 巴西右翼势力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巴西工业家以及巴西跨国公司高层。他 们与警察以及军队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手中的王牌就是依靠军队的力量剪除他 们的敌人。由于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巴西政治在左右两个极端摇摆。除了极端 势力之外，恰恰缺乏中间势力，而且巴西中间势力的力量还在不断弱化。②劳工 阶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需求越迫切，巴西富人群体就越难以容忍这样的需求。 ③他们认为，大部分对变革的诉求与尝试是“共产主义的阴谋”。因此，在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巴西，政治极化(politically polarized)的趋势日益明 显，巴西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斗争变得尖锐而激烈。⑧ 事实上，各个国家贫富分化处理得不同，政治议题的分化程度也会有差别。 而巴西，这种敌对和交战状态则十分明显。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政治议题极 端化。穷人希望撼动现有产权、重新分配财富；而富人希望维系现有产权，保护 既得利益。贫富分化越大，双方的争夺也就越激烈，政治上呈现极端议题的趋势 也就越明显。这样的国家就不是凝聚性国家，而是分裂的国家。因此，如果一个 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受损群体冲击现有产权安排，推动政治变革的意愿也就 越强烈。同时，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富裕阶层抵制变革以维系其既 得利益的意愿也就越强。® 这种贫富分化的经济社会结构给政治家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理性的政治家需 要争取政治支持以获得并维系自身权力。但是在分化的社会，寻求支持的行动往 往只能走一个极端，而难以找到中间路线。政治家要么寻求穷人的支持，要么寻 求富人的支持。如果依靠穷人支持，政治家需要对底层民众进行动员，撼动现有 的产权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这会危及现行秩序，也容易激起富人的反抗： 如果政治家依靠富人支持，他就需要排除贫民对政治的参与，抑制他们撼动现有 产权与重新分配财富的需求。此时，财富主要集中在富人，不仅容易激起底层民 众的不满与反抗，同样也会引发冲突，埋下经济发展的隐患。在财富严重分化的 政治经济结构下，无论政治家采取哪一种路线，经济增长都会遇到持续的挑战， 难以持续下去。1964年巴西军队政变之前，古拉特总统就力图迎合底层民众的 利益：1964年政变以后，巴西军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富人群体。政治在两个极 端左右摇摆，让巴西的经济增长面临持续的冲击与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即便移 植了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也难以将良好的制度框架付诸实施。 (二)、古拉特的改革及其反对者 古拉特总统的前任是雅尼奥·夸德罗斯(Janio Quadros)总统。1961年8 月，夸德罗斯总统突然宣布辞职。根据巴西宪法，应由副总统古拉特接任，而此 时古拉特正在中国访问。由于古拉特被人视为巴西底层民众的代表，巴西议会中 的保守派与军方结成联盟，反对古拉特接任总统职务。古拉特的支持者强烈支持 古拉特上台。此时，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军对垒，巴西内战一触即发。国会提出了 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15. Thomas Skidmore,Brazil:Five Centuries of Change,p.153. Gary Wynia,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p.215. Teresa Meade,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p.156. 关于贫富分化与政治变革，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No.4,2001,pp.938-963;Carles Boix,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l-30.有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认为再分配的冲突只能解释一半的 民主转型，参见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6,No.3,2012,pp.495-516. 66 得城市底层民众的支持，许诺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收益。① 巴西贫民组织起来， 对现有产权的冲击，对财富再分配的诉求，让巴西的右翼势力日趋警惕。 巴西右翼势力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巴西工业家以及巴西跨国公司高层。他 们与警察以及军队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手中的王牌就是依靠军队的力量剪除他 们的敌人。由于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巴西政治在左右两个极端摇摆。除了极端 势力之外，恰恰缺乏中间势力，而且巴西中间势力的力量还在不断弱化。②劳工 阶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需求越迫切，巴西富人群体就越难以容忍这样的需求。 ③他们认为，大部分对变革的诉求与尝试是“共产主义的阴谋”。因此，在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巴西，政治极化（politically polarized）的趋势日益明 显，巴西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斗争变得尖锐而激烈。④ 事实上，各个国家贫富分化处理得不同，政治议题的分化程度也会有差别。 而巴西，这种敌对和交战状态则十分明显。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政治议题极 端化。穷人希望撼动现有产权、重新分配财富；而富人希望维系现有产权，保护 既得利益。贫富分化越大，双方的争夺也就越激烈，政治上呈现极端议题的趋势 也就越明显。这样的国家就不是凝聚性国家，而是分裂的国家。因此，如果一个 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受损群体冲击现有产权安排，推动政治变革的意愿也就 越强烈。同时，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富裕阶层抵制变革以维系其既 得利益的意愿也就越强。⑤ 这种贫富分化的经济社会结构给政治家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理性的政治家需 要争取政治支持以获得并维系自身权力。但是在分化的社会，寻求支持的行动往 往只能走一个极端，而难以找到中间路线。政治家要么寻求穷人的支持，要么寻 求富人的支持。如果依靠穷人支持，政治家需要对底层民众进行动员，撼动现有 的产权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这会危及现行秩序，也容易激起富人的反抗； 如果政治家依靠富人支持，他就需要排除贫民对政治的参与，抑制他们撼动现有 产权与重新分配财富的需求。此时，财富主要集中在富人，不仅容易激起底层民 众的不满与反抗，同样也会引发冲突，埋下经济发展的隐患。在财富严重分化的 政治经济结构下，无论政治家采取哪一种路线，经济增长都会遇到持续的挑战， 难以持续下去。1964 年巴西军队政变之前，古拉特总统就力图迎合底层民众的 利益；1964 年政变以后，巴西军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富人群体。政治在两个极 端左右摇摆，让巴西的经济增长面临持续的冲击与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即便移 植了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也难以将良好的制度框架付诸实施。 （二）、古拉特的改革及其反对者 古拉特总统的前任是雅尼奥·夸德罗斯（Janio Quadros）总统。1961年8 月，夸德罗斯总统突然宣布辞职。根据巴西宪法，应由副总统古拉特接任，而此 时古拉特正在中国访问。由于古拉特被人视为巴西底层民众的代表，巴西议会中 的保守派与军方结成联盟，反对古拉特接任总统职务。古拉特的支持者强烈支持 古拉特上台。此时，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军对垒，巴西内战一触即发。国会提出了 ① Gary Wynia, 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p. 215. ② Thomas Skidmore, Brazil: Five Centuries of Change, p. 153. ③ Gary Wynia, 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p. 215. ④ Teresa Meade, A Brief History of Brazil, p. 156. ⑤ 关于贫富分化与政治变革，参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4, .2001, pp.938–963; Carles Boix, 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30.有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认为再分配的冲突只能解释一半的 民主转型，参见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3, 2012, pp. 495-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