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证明这一命题。道德和法律机构的约束力变弱时自杀率上升。在一个相似的社会中,自 杀在处在弱规范约束下的人群中更容易发生。经济繁荣时期自杀会增加。实际上,当生意兴 旺时,乐观主义情绪会涌现,个人的期望和要求增长太快,以至于无法有效得到满足,结果 是集体福利的快速提高可能导致个人受挫感的同步增长,这种受挫可以用自杀率的增长直接 衡量。 由上面不多的例子,无疑可以对从诸如《论自杀》书中抽取出的关于社会学的通俗定义 给出充分的说明。对社会学家来说,研究自杀涉及对自杀的各种社会原因的分析,同样地, 犯罪社会学通常被定义为对犯罪的社会成因的研究,政治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是对导致政治 选择和学术行为的社会原因的研究,等等 乍一看,这样的定义似乎全然不同于帕累托的定义。对帕累托来说,社会学家关心行动 即使他将逻辑行动交给了经济学,并且只对非逻辑行动感兴趣,帕累托贡献了一种主动的社 会学的人( active homo sociologies)。与之相反,涂尔干看来使社会学的人成为一个被动的 主体,一种其行为不过是社会原因之产物的自动类型 这种视角不仅得到《论自杀》的有力证明,也为涂尔干许多其他著作所证明。因此在《劳 动分工论》中涂尔干致力于反驳主要为斯宾塞捍卫的理论,它认为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基 本上可以用分工产生的经济好处来解释。根据这个论点,劳动分工的过程因此是社会行动者 明确的或暗含的意志的产物。对涂尔干来说,劳动分工过程确实带来了人们所欲求的经济成 果,但这些成果必须被解释为是原因也是结果。根据涂尔干,劳动分工是社会中“道德密度” 和“体积”增长的结果。 可以看到,如同《论自杀》一样,《劳动分工论》仍然采取了被动的社会学的人的形象 即人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原因的,并且纯为各种社会力量施以作用的焦点 讨论对涂尔干著作的不同解释自然不在本书范围内。一些作者,如美国的杰克道格拉 斯或法国的简-巴什勒批评涂尔干,除了些微差别外,他们的批评差不多都将他归为可名之 为“社会学主义”的鼻祖。根据社会学主义,社会行动者只有一种表面的自主性,实际上可 以被社会学家当作被动的存在来处理。其他一些作者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 在涂尔干中发现了认识论学者所谓的“全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社会学的先驱,这种观 点聚焦于结构而不是个人,并用结构的术语解释行为 就个人而言,我更偏好解释理论,偏好像帕森斯,阿尔伯特或斯塔克等人的解释理论, 借用阿尔伯特的概念,涂尔干是“实在论的关系论者”( realist relationist)。我们理解阿尔伯 特的“实在论的关系论”( realist relationism)概念,对涂尔干来说,社会实在是由各种关系 系统构成的,或也可以说,是由社会制度在社会行动者中规定的具体的互动系统构成的。至 于涂尔干使用的多少等同于社会概念的社会原因概念,必须避免将一种实在论的解释加之于 它们。根据阿尔伯特,它们只是表达具有独立实在性的社会关系系统某些特征的方便手段。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涂尔干大部分的理论和结论都能容易地再转译为一种行动社会学 的语言,我指行动社会学将社会行动者或能动者视为原子,而将互动的系统视为逻辑的分子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一点。涂尔干说失范是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失范解释了经济 扩张由于常会导致不确定期望,成为不满的发生器。事实上商务周期的顶点证明是与自杀周 期的顶点正相重合的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可以用行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将构造一个简单的模型,意在 模拟涂尔干试图展示的结果。这个模型在一个虚拟的实验性的背景中须作为大模型的复制来 考虑,与涂尔干考虑的真实情境和他力图强调的基本机制相比,该模型是极其简化的 模型旨在产生一种在一定数量的人们之间的最基本的竞争情境,并研究行动者行为的种 种变化,这些变化来自竞争条件的变化。为阐明情况,我们安排一个十人的小组,让他们面 对十分简单的选择情境,每一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参加投注一镑的博彩。博彩很简单,只有两4 例子证明这一命题。道德和法律机构的约束力变弱时自杀率上升。在一个相似的社会中，自 杀在处在弱规范约束下的人群中更容易发生。经济繁荣时期自杀会增加。实际上，当生意兴 旺时，乐观主义情绪会涌现，个人的期望和要求增长太快，以至于无法有效得到满足，结果 是集体福利的快速提高可能导致个人受挫感的同步增长，这种受挫可以用自杀率的增长直接 衡量。 由上面不多的例子，无疑可以对从诸如《论自杀》书中抽取出的关于社会学的通俗定义 给出充分的说明。对社会学家来说，研究自杀涉及对自杀的各种社会原因的分析，同样地， 犯罪社会学通常被定义为对犯罪的社会成因的研究，政治社会学或教育社会学是对导致政治 选择和学术行为的社会原因的研究，等等。 乍一看，这样的定义似乎全然不同于帕累托的定义。对帕累托来说，社会学家关心行动。 即使他将逻辑行动交给了经济学，并且只对非逻辑行动感兴趣，帕累托贡献了一种主动的社 会学的人（active homo sociologicus）。与之相反，涂尔干看来使社会学的人成为一个被动的 主体，一种其行为不过是社会原因之产物的自动类型。 这种视角不仅得到《论自杀》的有力证明，也为涂尔干许多其他著作所证明。因此在《劳 动分工论》中涂尔干致力于反驳主要为 斯宾塞捍卫的理论，它认为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基 本上可以用分工产生的经济好处来解释。根据这个论点，劳动分工的过程因此是社会行动者 明确的或暗含的意志的产物。对涂尔干来说，劳动分工过程确实带来了人们所欲求的经济成 果，但这些成果必须被解释为是原因也是结果。根据涂尔干，劳动分工是社会中“道德密度” 和“体积”增长的结果。 可以看到，如同《论自杀》一样，《劳动分工论》仍然采取了被动的社会学的人的形象， 即人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原因的，并且纯为各种社会力量施以作用的焦点。 讨论对涂尔干著作的不同解释自然不在本书范围内。一些作者，如美国的杰克-道格拉 斯或法国的简-巴什勒批评涂尔干，除了些微差别外，他们的批评差不多都将他归为可名之 为“社会学主义”的鼻祖。根据社会学主义，社会行动者只有一种表面的自主性，实际上可 以被社会学家当作被动的存在来处理。其他一些作者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 在涂尔干中发现了认识论学者所谓的“全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社会学的先驱，这种观 点聚焦于结构而不是个人，并用结构的术语解释行为。 就个人而言，我更偏好解释理论，偏好像帕森斯，阿尔伯特或斯塔克等人的解释理论， 借用阿尔伯特的概念，涂尔干是“实在论的关系论者”（realist relationist）。我们理解阿尔伯 特的“实在论的关系论”（realist relationism）概念，对涂尔干来说，社会实在是由各种关系 系统构成的，或也可以说，是由社会制度在社会行动者中规定的具体的互动系统构成的。至 于涂尔干使用的多少等同于社会概念的社会原因概念，必须避免将一种实在论的解释加之于 它们。根据阿尔伯特，它们只是表达具有独立实在性的社会关系系统某些特征的方便手段。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涂尔干大部分的理论和结论都能容易地再转译为一种行动社会学 的语言，我指行动社会学将社会行动者或能动者视为原子，而将互动的系统视为逻辑的分子。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一点。涂尔干说失范是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失范解释了经济 扩张由于常会导致不确定期望，成为不满的发生器。事实上商务周期的顶点证明是与自杀周 期的顶点正相重合的。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可以用行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将构造一个简单的模型，意在 模拟涂尔干试图展示的结果。这个模型在一个虚拟的实验性的背景中须作为大模型的复制来 考虑，与涂尔干考虑的真实情境和他力图强调的基本机制相比，该模型是极其简化的。 模型旨在产生一种在一定数量的人们之间的最基本的竞争情境，并研究行动者行为的种 种变化，这些变化来自竞争条件的变化。为阐明情况，我们安排一个十人的小组，让他们面 对十分简单的选择情境，每一个人可以决定是否参加投注一镑的博彩。博彩很简单，只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