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典型的固执,追求一个他认识到他不能实现的目标。但情况是放弃它比追求它代价更高, 即使这种追求是徒劳的 因为两点理由,帕累托对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是重要的。首先,在对社会生活 的分析中,非逻辑行动概念具有突出的优点,它突显了复杂行动(现时我满足于使用这个含 糊的表述)的关键特征。这些行动给予观察者的印象是,行动者若不是根据荒唐的原则行动 (如布里丹的驴子,它偏好左边袋子而非右边的),就是追求他不想要的目标(吸烟者预期 中的自杀) 第二,我相信它使非逻辑行动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帕累托很好表达了在他前后若非 全部至少是一大批社会学家所共有的基本意愿。 帕累托的区别的主要弱点,当然是由于难以给非逻辑行动(或非理性行动)一个满意的 定义所造成的。因为事实上,人们无法确定地定义一般理性概念,而只能限定在行动和互动 的特定脉络中。布里丹的驴子相信它左边的幸运也许是对的。我们的驾车人在修理他的汽车 汽化器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也是对的,因为他并没有明确计算出对他行为的直接惩罚或与之 不同的报酬。这不能认为,在两小时内抽完一包烟始终是合理的,甚至也不能说,一种被迫 的滥吸烟或酗酒总会导致使他戒烟或戒酒的次要效果。 分析这些行动的复杂类型是本书的主要论题之 社会学:关于社会决定因素的科学 美国经济学家达森布雷( Duesenberry)在一个著名的公式中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学的著 名定义。他假定经济学教人行动的方法,社会的行动主体依据行动方法行动并竭力实现他为 自己设定的目标;社会学则告诉人各种原因,它们怎样妨碍其行动及目标实现。 他的公式若转译得不那么挖苦的话,是要求将社会学视为这样一种学科:其基本目的是 去发现约束个人自主行动的各种社会决定因素。 这项定义明确回应了社会学家众多不同意愿中的一种意愿。相当部分的近代社会学研究 贡献于分析基于一定变量上的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的各种后果:如学术表现和成果,政治的、 文化的或经济的行为等。针对这种情况,丹尼尔-贝尔定义今天的社会学是对社会阶级和社 会分层的各种结果的研究 不必像贝尔走得那样远,人们必定认识到社会学常被表述为或认知为研究社会决定因素 的科学。在古典社会学家中,对给予社会学这种视角正当地位(与由他引发的解释论的社会 学相反对)贡献最多的学者之一当然是涂尔干 让我们来考察他的经典作品《论自杀》中的例子。该书证明自我毁灭的行动,作为一种 “个体”行为的体现,显示出其发生率,若非受社会影响,至少也是受具有社会特征的某些 因素的影响,自杀也是这个社会的现象。例如,涂尔干表明,若所有其他条件相同,自杀率 在新教中高于天主教,他解释这一事实用了一个一般理论命题:个人主义的发展(他不用“唯 我主义”一词)关系到给予个人以控制权来决定其生存意义,但这种自由可以成为焦虑的根 源。因此人们必定会预计,在一个给予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决定善恶更多自由的社群中将看 到更高的自杀率。换言之,根据涂尔干的论证,新教和天主教的自杀率的差异(以及《论自 杀》中分析的其他人群的自杀率的差异)表明,唯我主义乃是自杀的一个社会原因。 另一个社会原因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当社会规范变得不确定时,个人的预期和愿 望也不再能确定,力所不及目标落空的水平会上升,从而他们的计划更容易招致失败,愿望 得不到满足,期待不能如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定会预期更多失范的社群将会出现更高的 自杀率,或者说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失范的增长将带来自杀率的上升。涂尔干试图根据积累的 抨击者之一,也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下文提到的米歇尔考哈斯是其主要作品 Michael Kollaas中 的主人公3 种典型的固执，追求一个他认识到他不能实现的目标。但情况是放弃它比追求它代价更高， 即使这种追求是徒劳的。 因为两点理由，帕累托对逻辑行动与非逻辑行动的区分是重要的。首先，在对社会生活 的分析中，非逻辑行动概念具有突出的优点，它突显了复杂行动（现时我满足于使用这个含 糊的表述）的关键特征。这些行动给予观察者的印象是，行动者若不是根据荒唐的原则行动 （如布里丹的驴子，它偏好左边袋子而非右边的），就是追求他不想要的目标（吸烟者预期 中的自杀） 第二，我相信它使非逻辑行动成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帕累托很好表达了在他前后若非 全部至少是一大批社会学家所共有的基本意愿。 帕累托的区别的主要弱点，当然是由于难以给非逻辑行动（或非理性行动）一个满意的 定义所造成的。因为事实上，人们无法确定地定义一般理性概念，而只能限定在行动和互动 的特定脉络中。布里丹的驴子相信它左边的幸运也许是对的。我们的驾车人在修理他的汽车 汽化器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也是对的，因为他并没有明确计算出对他行为的直接惩罚或与之 不同的报酬。这不能认为，在两小时内抽完一包烟始终是合理的，甚至也不能说，一种被迫 的滥吸烟或酗酒总会导致使他戒烟或戒酒的次要效果。 分析这些行动的复杂类型是本书的主要论题之一。 社会学：关于社会决定因素的科学 美国经济学家达森布雷（Duesenberry）在一个著名的公式中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学的著 名定义。他假定经济学教人行动的方法，社会的行动主体依据行动方法行动并竭力实现他为 自己设定的目标；社会学则告诉人各种原因，它们怎样妨碍其行动及目标实现。 他的公式若转译得不那么挖苦的话，是要求将社会学视为这样一种学科：其基本目的是 去发现约束个人自主行动的各种社会决定因素。 这项定义明确回应了社会学家众多不同意愿中的一种意愿。相当部分的近代社会学研究 贡献于分析基于一定变量上的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的各种后果：如学术表现和成果，政治的、 文化的或经济的行为等。针对这种情况，丹尼尔-贝尔定义今天的社会学是对社会阶级和社 会分层的各种结果的研究。 不必像贝尔走得那样远，人们必定认识到社会学常被表述为或认知为研究社会决定因素 的科学。在古典社会学家中，对给予社会学这种视角正当地位（与由他引发的解释论的社会 学相反对）贡献最多的学者之一当然是涂尔干。 让我们来考察他的经典作品《论自杀》中的例子。该书证明自我毁灭的行动，作为一种 “个体”行为的体现，显示出其发生率，若非受社会影响，至少也是受具有社会特征的某些 因素的影响，自杀也是这个社会的现象。例如，涂尔干表明，若所有其他条件相同，自杀率 在新教中高于天主教，他解释这一事实用了一个一般理论命题：个人主义的发展（他不用“唯 我主义”一词）关系到给予个人以控制权来决定其生存意义，但这种自由可以成为焦虑的根 源。因此人们必定会预计，在一个给予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决定善恶更多自由的社群中将看 到更高的自杀率。换言之，根据涂尔干的论证，新教和天主教的自杀率的差异（以及《论自 杀》中分析的其他人群的自杀率的差异）表明，唯我主义乃是自杀的一个社会原因。 另一个社会原因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当社会规范变得不确定时，个人的预期和愿 望也不再能确定，力所不及目标落空的水平会上升，从而他们的计划更容易招致失败，愿望 得不到满足，期待不能如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定会预期更多失范的社群将会出现更高的 自杀率，或者说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失范的增长将带来自杀率的上升。涂尔干试图根据积累的 抨击者之一，也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下文提到的米歇尔-考哈斯是其主要作品 Michael Kolhaas 中 的主人公。——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