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这一传统模式可以在这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中看到,那时所有人被 分为有选举权的公民( enfranchised citizens),没有选举权的自由民( unenfranchised freemen), 还有奴隶。每一种身份都与国家有着不同的关系,有选举权的公民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奴 隶处于最不利的位置。 今天,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奴隶制已不存在,选举权已扩展至几乎包括所有的成年人 结果,公民身份成了所有人同样享有的一种资源 既然人人都享有公民身份,有人或许会以为它对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已不再有任何特殊的 重要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公民身份在分配过程中依旧发挥着突出的作用。那些缺少其它 资源的人,与那些基于其意识形态而信仰平等的人,已经联合起来为减少那些造成不平等的 根源从而提高公民身份的价值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在近来涉及到财产权和人权问题的争论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倡导人权优先于财产权的人,一般都主张缩减传统的财产权以扩大 公民权。其反对者则持相反观点。因而,这种斗争变成不但是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而且也 是阶级体系之间,从而还是不同的分层原则之间的一场斗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分层的研究者会发现并非只有现时代才有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在 前工业社会里,弱势阶级经常以同样的方式来与强势阶级斗争,并且并非没有一些成功。最 起码,他们常常成功地确立了某种统一的法律权利,包括基于既定法律体系的公审权。有时 他们甚至能确立使全体人民都免受勒索性的和不规则的课税以及其它权力滥用的权利。当 然,拥有财产和地位的人通常会努力阻止这种权利的确立,而如果它们已经确立,就去破坏 它们。他们的这些努力通常都会成功。然而,只有在更先进的现代工业社会里,公民身份才 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同时又被所有的人所共享。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旨在提高普通公民身份之价值的延续数世纪的努力,可以被看作 是一种在分配的主导原则问题上重建需求对权力的优势地位的尝试。正如上章所述,在那些 技术十分原始的社会里,需要,而非权力,是“谁得到什么”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技术的 进步和生产剩余能力的提高,权力变成了主要的决定因素。今天,人们正在共同努力以恢复 需求的重要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只有当需求的倡导者能够比权力的倡导者动 用更多的权力时,这种逆转才会发生。这是因为,与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不同,先进的工 业社会有了剩余,因此其分配模式不受经济必要性的支配。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需 求要恢复其支配地位,它将不复依赖如其在技术原始社会中所依赖的相同的基础了 分配体系的动力学 基于前面所提出的假设……我们可以预想:分配体系中的不平等程度将会直接随一个社 会剩余量的多少而变化。可是,当条件允许那些没有权力的个人联合并组织起来,并因此而 对那些掌握较大个人权力的人发展出一种集体性的平衡力量时,便可以对这个一般模式作 些修正。这种发展似乎在有着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国家里最有可能出现。 无剩余社会里的平等 在所有狩猎采集社会所共有的各种特征中,对分层的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是它 们都没有任何明显的经济剩余。根据分配的第一与第二法则……人们可以独占和征用的,只 是群体产品中不要求用来养活生产者的那一部分。如果这点成立,且如果狩猎采集社会无 力生产任何明显的经济剩余,那么我们的理论将使我们可以预想:在这些社会里将会有相对 的平等,至少在产品与服务的分配方面是如此 事实支持了这一预想。如果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中有任何一个特征给观察者留下印象9 分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这一传统模式可以在这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中看到，那时所有人被 分为有选举权的公民（enfranchised citizens），没有选举权的自由民（unenfranchised freemen）， 还有奴隶。每一种身份都与国家有着不同的关系，有选举权的公民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奴 隶处于最不利的位置。 今天，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奴隶制已不存在，选举权已扩展至几乎包括所有的成年人。 结果，公民身份成了所有人同样享有的一种资源。 既然人人都享有公民身份，有人或许会以为它对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已不再有任何特殊的 重要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公民身份在分配过程中依旧发挥着突出的作用。那些缺少其它 资源的人，与那些基于其意识形态而信仰平等的人，已经联合起来为减少那些造成不平等的 根源从而提高公民身份的价值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在近来涉及到财产权和人权问题的争论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倡导人权优先于财产权的人，一般都主张缩减传统的财产权以扩大 公民权。其反对者则持相反观点。因而，这种斗争变成不但是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而且也 是阶级体系之间，从而还是不同的分层原则之间的一场斗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分层的研究者会发现并非只有现时代才有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在 前工业社会里，弱势阶级经常以同样的方式来与强势阶级斗争，并且并非没有一些成功。最 起码，他们常常成功地确立了某种统一的法律权利，包括基于既定法律体系的公审权。有时， 他们甚至能确立使全体人民都免受勒索性的和不规则的课税以及其它权力滥用的权利。当 然，拥有财产和地位的人通常会努力阻止这种权利的确立，而如果它们已经确立，就去破坏 它们。他们的这些努力通常都会成功。然而，只有在更先进的现代工业社会里，公民身份才 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同时又被所有的人所共享。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旨在提高普通公民身份之价值的延续数世纪的努力，可以被看作 是一种在分配的主导原则问题上重建需求对权力的优势地位的尝试。正如上章所述，在那些 技术十分原始的社会里，需要，而非权力，是“谁得到什么”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技术的 进步和生产剩余能力的提高，权力变成了主要的决定因素。今天，人们正在共同努力以恢复 需求的重要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只有当需求的倡导者能够比权力的倡导者动 用更多的权力时，这种逆转才会发生。这是因为，与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不同，先进的工 业社会有了剩余，因此其分配模式不受经济必要性的支配。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需 求要恢复其支配地位，它将不复依赖如其在技术原始社会中所依赖的相同的基础了。 分配体系的动力学 基于前面所提出的假设……我们可以预想：分配体系中的不平等程度将会直接随一个社 会剩余量的多少而变化。可是，当条件允许那些没有权力的个人联合并组织起来，并因此而 对那些掌握较大个人权力的人发展出一种集体性的平衡力量时，便可以对这个一般模式作一 些修正。这种发展似乎在有着平等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国家里最有可能出现。 无剩余社会里的平等 在所有狩猎-采集社会所共有的各种特征中，对分层的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是它 们都没有任何明显的经济剩余。根据分配的第一与第二法则……人们可以独占和征用的，只 是群体产品中不要求用来养活生产者的那一部分。如果这点成立，且如果狩猎-采集社会无 力生产任何明显的经济剩余，那么我们的理论将使我们可以预想：在这些社会里将会有相对 的平等，至少在产品与服务的分配方面是如此。 事实支持了这一预想。如果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中有任何一个特征给观察者留下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