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一出，文艺界包括官方传媒一片赞扬：“个人利益应当服 从社会利益”。法学界却意见分歧，掀起一场辩论。按照《民法通 则》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入同意，不得以营利目的使 用公民的肖像”（第一百条）。既然原告从未同意别人拍她的镜头， 《秋菊》又是商业片（而非比如说现场新闻直播），放映后确实造 成伤害（精神上的痛苦等），制片厂的主观过错（疏忽）的责任似 乎就难以推脱了。然而，中国的国情是，文艺（尤其电影）的创 作和发行1公演，向来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层层把关、严格审批。 要是群众再一个个都做起文艺的“婆婆”来，肖像权、名誉权，“一 件件法律武器，叫人以后怎么创作？最后，还是苏力说到点子上： 这是一柱“容易引出坏法律”的“难办的案件”，因为当事人双方 的权利（肖像权和言论自由）冲突而不可两全。故而法院必须权 衡利弊，配置权利，即站在“社会的制度化权利配置”（而非追求 “个别案件中的最大效益”)的高度，分析事理，作出富于“实践 的智慧”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秋菊》案揭示了一个比“个人 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更为根本性的宪法性问题”（苏力《法治及 其本土资源》，页175以下)。 这是就法理而言。再看国情。 《宪法》在中国不是一部可以提起诉讼的法律（见《它没宪 法》)。本案中文艺工作者的宪法权利言论自由固然“基本”（初 始)，比起卖棉花糖的女人的肖像权来，是大得多的“善”（价值）， 案子为什么难办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