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4 Kolabinska,前引书,p.10:“精英的不足,不仅是精英中新旧成员比例不当的结果。必须考虑到那些具有 统治精英成员所需的品质但却拒绝应召者的人数:反过来,也要考虑到已经征召的新精英成员的数量是否 比可以征召的人数少。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教育方面品质非同一般者的产量可能会远远超出精英们对这 类人物所能接纳的数量,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知识无产者’( intellectual proletariat)” 5很多人因为不掌握这种一般性的概念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有时候事实非常清楚,他们也无法掉以轻 心,可是随后他们凭着感觉得出的观点却含混不清。 Taine就是一例。在其 Ancien regime中,他充分注意 到了一个事实(hap.Ⅲ),即广大群众的心灵中充满了成见(用我们术语讲,就是受到第二类剩遗物的支配)。 在此基础之上,他本应更进一步推论说法国大革命只是宗教革命的一个特定个案,也就是庶民的信仰压倒 了高等阶级的怀疑主义。然而,他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高等阶级是大众的教化者这一先入之见的影响下 把贵族、第三等级和高级教士的不信教( unbelief.)与不敬神( Imp lety)视为发生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到了法国与英国的区别,并且好象基本上把法国发生了革命而英国没有发生革命的 原因归结为高等阶级状况的不同。他说(BkIV,Chap.I,sec.I/Wol.I,p.118):“英国[高等阶级]敏锐地觉 察到了危险。英格兰的晢学是早熟的,是本土的,但却无关紧要。哲学并没有在那里安立。孟德斯鸠 ( Montesquieu)在他1729年的游记中写道( Notes sur /Angleterre,p.352):‘在英格兰没有宗教。……要是 有谁提什么宗教,他会被嘲笑的。然而在五十年后,公众的心态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凡是头 上房顶结实、身上衣服体面的’[ Macaulay语都已经晓得这些新教条的意义了。他们始终感到,图书馆中 的怀疑决不应成为街头上的演说。[可见他们与 Taine本人都相信街头宣传的效力。]在他们看来,不敬神是 一种坏作风。他们把宗教视为一种粘合剂,可以令公众共守秩序。这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些公众人物 愿意做事,尤其是热心于治理,同时又很了解人的日常体验 可是 Taine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当你 和老百姓谈论宗教和政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已经定型了。他们的成见、利益以及他们的生活情 境已经成就了他们的信念,除非你跟他们谈那些他们早已想过、只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事情,他们才会听你 的。”既然如此, Taine所提到的街头宣传,就不应该非常有效:否则,就不能说“除非你跟他们谈那些他 们早已想过、只是还没说出来的事情,他们才会听你的”。就事实而言,群众思想定型的假设是比较接近真 实情况的。在十八世纪末,高等阶级不敬神思想对法国民众的心态的影响微乎其微,程度不会超过宗教改 革时期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的不敬神思想对欧洲大众的心灵的影响,以及卢克里修斯( Lucretius)、西塞罗 ( Cicero)和凯撒( Caesar)那个时代的不敬神思想对罗马人的影响。见 Belin, La commerce des lires prohibes a paris de l750a1789,pp10405:“可以断言,哲学家们的著作并不能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或底层的布尔 乔亚( bourgeoisie)。对于那些做工、经商的人来说,直到大革命时期,当领袖们将伏尔泰( Voltaire)和卢 梭( Rousseau)的作品改成煽动性的演说、将其名言警句编进法规之后,他们才知道这些晢学家。虽然他 们对比较著名的文化界的争论不可能全无所知,但是当那些人物走红的时候,他们肯定还没有读过那些世 纪名著呢。只有贵族、修士、特权阶级的成员、社会上清谈的闲客才是‘哲学家’的真正弟子,是禁书兜 售者的忠诚顾客,只有他们才热衷于在那种难耐的单调中寻找消遣,投身于哲学讨论中大胆冒进,于是他 们很快被那些新思想征服[以上都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看法,但下一句则较为臆断],而没有预见到从他们所 轻率接受的那些前提中会推导出什么样的结果。……[Bein进一步指出]就此而言,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 能付得起任何禁书爱好者都不得不承受的昂贵书价。” 6顺着 Le play的思路写就的那些专著对于确定我们这里所说的S群体和R群体中的人物特征很有助益。 Prezzolin i的这一篇即是: La francia e francesi del seco lo Xr osservati da un italiane。我是通过E. Cesari在 ita italiana,Oct15,1917,pp.367-70中的引注知道此文的。书中提到的人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国会议员,我 们隐去了他的名字,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种类型。 Prezzolin所勾画的形象都是这位 X议员本人所公开讲明的。X先生的固定收益总共是17500法郎,其中15000法郎是作为议员的薪水,2500 法郎来自其夫人嫁妆的收益。只有后面这一笔钱才属于R范畴,而议员的薪水应该算作S范畴,因为要得 到这份薪水,必须得有能力和财力当选才行。X先生的开销总共有64200法郎,包括以下几项:住房33800 法郎,办公室22550法郎,在其选区的花费(可公开者)7850法郎。这样,就必然有45700法郎的亏空 不过,这些亏空不仅得到了弥补,而且从以下收益来看,它们都被转变成了盈余:为报纸撰稿以及其它出 版物的收入12500法郎,作为ABC公司总代理人的酬金21000法郎,销售佣金7500法郎。 Prezzol ini注 意到,与此相关的,X作为战争预算的提案人,他本人就负责100000法郎的物质提供,而作为ABC公司 的总代理人,他得到了该公司给他的“销售佣金”。另外,由于我们的X议员所享有的影响,他还从一家 报纸得到了18000法郎的薪俸。这些收入显然属于S范畴,加起来总计有50000法郎。 Prezzol ini还补充说 象我们所提到的X议员这样的人不只有他一位,而且还不在少数,他不过是比较出名而且也比较诚实的 个罢了 7需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对这些词语的使用既不依据它们通常的含义,也并非基于它们的词源。我们将严 格地按照223-34节中所界定的意义使用它们,读者凡在本书中遇到这些词语,都要以我们的定义理解之 [在英译本中我保持了“ speculator”这个词。对于帕雷托用这个词所讨论的事情,英词中通常也有分析,特7 Livingston 注 4 Kolabinska, 前引书, p. 10:“精英的不足，不仅是精英中新旧成员比例不当的结果。必须考虑到那些具有 统治精英成员所需的品质但却拒绝应召者的人数；反过来，也要考虑到已经征召的新精英成员的数量是否 比可以征召的人数少。就前一种情况而言，在教育方面品质非同一般者的产量可能会远远超出精英们对这 类人物所能接纳的数量，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知识无产者’（intellectual proletariat）”。 5 很多人因为不掌握这种一般性的概念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有时候事实非常清楚，他们也无法掉以轻 心，可是随后他们凭着感觉得出的观点却含混不清。Taine 就是一例。在其 Ancien régime 中，他充分注意 到了一个事实(Chap. III)，即广大群众的心灵中充满了成见（用我们术语讲，就是受到第二类剩遗物的支配）。 在此基础之上，他本应更进一步推论说法国大革命只是宗教革命的一个特定个案，也就是庶民的信仰压倒 了高等阶级的怀疑主义。然而，他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高等阶级是大众的教化者这一先入之见的影响下， 把贵族、第三等级和高级教士的不信教（unbelief）与不敬神（impiety）视为发生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到了法国与英国的区别，并且好象基本上把法国发生了革命而英国没有发生革命的 原因归结为高等阶级状况的不同。他说（Bk. IV, Chap. II, sec. I / Vol. II, p. 118）：“英国[高等阶级]敏锐地觉 察到了危险。英格兰的哲学是早熟的，是本土的，但却无关紧要。哲学并没有在那里安立。孟德斯鸠 （Montesquieu）在他 1729 年的游记中写道（Notes sur l'Angleterre, p. 352）：‘在英格兰没有宗教。……要是 有谁提什么宗教，他会被嘲笑的。’然而在五十年后，公众的心态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凡是头 上房顶结实、身上衣服体面的’[Macaulay 语]都已经晓得这些新教条的意义了。他们始终感到，图书馆中 的怀疑决不应成为街头上的演说。[可见他们与 Taine 本人都相信街头宣传的效力。]在他们看来，不敬神是 一种坏作风。他们把宗教视为一种粘合剂，可以令公众共守秩序。这是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些公众人物， 愿意做事，尤其是热心于治理，同时又很了解人的日常体验。……[可是 Taine 又否定了自己的说法：]当你 和老百姓谈论宗教和政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已经定型了。他们的成见、利益以及他们的生活情 境已经成就了他们的信念，除非你跟他们谈那些他们早已想过、只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事情，他们才会听你 的。”既然如此，Taine 所提到的街头宣传，就不应该非常有效；否则，就不能说“除非你跟他们谈那些他 们早已想过、只是还没说出来的事情，他们才会听你的”。就事实而言，群众思想定型的假设是比较接近真 实情况的。在十八世纪末，高等阶级不敬神思想对法国民众的心态的影响微乎其微，程度不会超过宗教改 革时期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的不敬神思想对欧洲大众的心灵的影响，以及卢克里修斯（Lucretius）、西塞罗 （Cicero）和凯撒（Caesar）那个时代的不敬神思想对罗马人的影响。见 Belin, La commerce des livres prohibés à Paris de 1750 à 1789, pp. 104-05：“可以断言，哲学家们的著作并不能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或底层的布尔 乔亚（bourgeoisie）。对于那些做工、经商的人来说，直到大革命时期，当领袖们将伏尔泰（Voltaire）和卢 梭（Rousseau）的作品改成煽动性的演说、将其名言警句编进法规之后，他们才知道这些哲学家。虽然他 们对比较著名的文化界的争论不可能全无所知，但是当那些人物走红的时候，他们肯定还没有读过那些世 纪名著呢。只有贵族、修士、特权阶级的成员、社会上清谈的闲客才是‘哲学家’的真正弟子，是禁书兜 售者的忠诚顾客，只有他们才热衷于在那种难耐的单调中寻找消遣，投身于哲学讨论中大胆冒进，于是他 们很快被那些新思想征服[以上都是从经验中得出的看法，但下一句则较为臆断]，而没有预见到从他们所 轻率接受的那些前提中会推导出什么样的结果。……[Belin 进一步指出]就此而言，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 能付得起任何禁书爱好者都不得不承受的昂贵书价。” 6 顺着 Le Play 的思路写就的那些专著对于确定我们这里所说的 S 群体和 R 群体中的人物特征很有助益。 Prezzolini 的这一篇即是：La Francia e i francesi del secolo XX osservati da un italiano。我是通过 E. Cesari 在 Vita italiana, Oct. 15, 1917, pp. 367-70 中的引注知道此文的。书中提到的人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国会议员，我 们隐去了他的名字，因为对我们来说，他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种类型。Prezzolini 所勾画的形象都是这位 X 议员本人所公开讲明的。X 先生的固定收益总共是 17500 法郎，其中 15000 法郎是作为议员的薪水，2500 法郎来自其夫人嫁妆的收益。只有后面这一笔钱才属于 R 范畴，而议员的薪水应该算作 S 范畴，因为要得 到这份薪水，必须得有能力和财力当选才行。X 先生的开销总共有 64200 法郎，包括以下几项：住房 33800 法郎，办公室 22550 法郎，在其选区的花费（可公开者）7850 法郎。这样，就必然有 45700 法郎的亏空； 不过，这些亏空不仅得到了弥补，而且从以下收益来看，它们都被转变成了盈余：为报纸撰稿以及其它出 版物的收入 12500 法郎，作为 A.B.C.公司总代理人的酬金 21000 法郎，销售佣金 7500 法郎。Prezzolini 注 意到，与此相关的，X 作为战争预算的提案人，他本人就负责 100000 法郎的物质提供，而作为 A.B.C.公司 的总代理人，他得到了该公司给他的“销售佣金”。另外，由于我们的 X 议员所享有的影响，他还从一家 报纸得到了 18000 法郎的薪俸。这些收入显然属于 S 范畴，加起来总计有 50000 法郎。Prezzolini 还补充说， 象我们所提到的 X 议员这样的人不只有他一位，而且还不在少数，他不过是比较出名而且也比较诚实的一 个罢了。 7 需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对这些词语的使用既不依据它们通常的含义，也并非基于它们的词源。我们将严 格地按照 2233-34 节中所界定的意义使用它们，读者凡在本书中遇到这些词语，都要以我们的定义理解之。 [在英译本中我保持了“speculator”这个词。对于帕雷托用这个词所讨论的事情，英词中通常也有分析，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