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 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贵。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仪仅是犹太人 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 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 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 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 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 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 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 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 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 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 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 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 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 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 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 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 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一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 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一的的确确发 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 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 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 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 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