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U M AN IT I E S AN D S O C IE T YSE R I E S Nodemilv and the lfolocasst 人文与社会译丛国 现代性与大屠杀 Kiygmum/3乃aman 英国】触曼著杨将东史理华泽能刚仅 译林出版社 刘东主编彭刚副生编 HU M AN I T I E S A N D S OC I ET Y S E R I E S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一一一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湖到自己心的某些变化。 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问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 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 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 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 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 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剌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 了中西“精神分裂症”一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 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 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 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 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 我面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 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 言，也要有待干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 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 的事务与观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 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浅 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对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 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一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 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 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 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 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 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 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 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 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 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 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 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 豉黄卷青灯户，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 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 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 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 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 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 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 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 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已 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 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2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 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侯，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 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 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 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 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 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 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L.贝克，隐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一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 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 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G.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 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 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 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 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 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 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 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 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 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 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 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 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 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 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 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 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 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 不同。 1
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 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 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 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 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 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已的符码记录 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 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 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滋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 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一研究得非 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 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 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 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 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 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 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 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徜若拒绝看出窗 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 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 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 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 (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 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 2
科 f J 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键康、健全的社会 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 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 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 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 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 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抢杀和毒气的受害者 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 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 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一“外在”的和“内在”的一一互为补 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 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 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 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 它为可能要于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 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 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 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 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发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 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 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 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 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 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 3
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 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 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已的专家一一那些在 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 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 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一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 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 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 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 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 自以为是一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 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 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 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 对犹太人对未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 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一一犹太居 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 bowed to the ground)在 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 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 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①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 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 ①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Rosk, Against the Apocalypse,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uish Culture )Cam- 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52
切 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贵。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仪仅是犹太人 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 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 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 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 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 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 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 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 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 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 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 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 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 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 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 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 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一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 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一的的确确发 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 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 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 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 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