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每个人的反应都取决于他人先前的行动,并且又引起他人的进一步反应。这样参与交换 者的动机便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关注的焦点则是那些隐藏在社会互动背后的交替互惠 ( alternating reciprocities)。我和霍曼斯的理论分歧植根于有关交换的明显的社会性质的概念 之中。当然,可以用参加交易者的动机来分析交换,正如可以用敌对双方的动机来分析冲突 一样。然而,这种心理学的还原论忽视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过程,隐含在交换中的重复 发生的互惠行为,以及在一场军备竞赛中,由威胁与反威胁所必然导致的潜在冲突的增长。 还有另外的原因说明社会学家为什么关注对社会交换的分析。除数理社会学外,它是少 数几个适合于系统的公理式理论的发展的主题之一。诸如边际效用这样借自经济学的概念 可以用来解释非经济学的观察结果一—例如,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性的衰减已经为人所接受 因此也可以用作创建严密的假说演绎性理论的砖石。事实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是社会学 中在创建这类理论方面少有的尝试之一。尽管我不同意他理论中的心理还原论,我仍然完全 赞成他的看法:对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是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演绎性理论。交换理论的另一个优 点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和概念能够得到广泛运用,并且能够赋予日常观察结果以新的意义。 例如,人们为什么愿意帮陌生人的忙,或人们在饭馆里为什么常常为谁付款而争吵。交换理 论的最后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 论的微观社会学基础。这正是二十年前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尝试过的主题。但是在对交换过程 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方面我做得更成功,而在用微观原理作基础建构严密的宏观理论方面则要 差些。正是这个主要原因促使我的兴趣从社会交换转向迥然不同的建立宏观社会学理论的道 然而,在我回到基础的理论分析之前,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各种官僚组织的经验 研究。韦伯对官僚制中包含的组织原理的分析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促使了我在 早期对政府公务员进行个案研究。但是我只能凭间接推断而不是直接地来论述官僚制的原 理,因为组织的普遍原理需要进行大量的比较而不是以个案研究作为基础。霍曼斯在关于我 的早期研究的一篇书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书评尽管总的来说是肯定性的,但却指出了我 的题目(《官僚制的动力》)具有误导性,因为我的著作实质上论述的都是公务员群体中的非 正式关系而非官僚制本身。为了直接的研究组织结构中的问题,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 每一项都涉及到对从大量的可比较的机构—一例如,政府机构、学术协会、工厂一一中搜集 来的数据所做的量化处理。这项研究提出了韦伯所关注的一个宏观社会学的课题一一官僚结 构。尽管并不缺乏理论的推导和含义,这些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我迫不及待 要从淹没于经验数据的状态中逃逸出来,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演绎性的宏观社会 学理论。 建立宏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它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一条道路是从微观社会学的 原理出发,并将这些原理作为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另外一条道路则依赖于如下假设:微 观和宏观理论需要不同的视角和概念框架,因为宏观社会学的主要术语涉及人口结构的应变 特性,而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并没有与之对等的概念。因此我认为第二条道路更为可 至少在社会学发展的现阶段是这样 宏观结构的概念架构 我所构造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量化维度上的演绎性 理论(布莱斯威特 Braithwaite953:波普 Popper[1934]1959)。对我的研究取向影响最大的 两位经典社会学家是涂尔干( Durkheim[189511938)和齐美尔( Simmel1908),特别是涂尔 干对向人们施加外部限制的社会事实的关注和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量的维度以及交叉社会 圈的意义的强调。研究单位是社会或社区或其它大的集体,而非个人或小群体。它是一个在 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结构理论,而非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意义上的。这就是说,我所说 的“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位置和他们的关系的客观差异的系统,而非文化神话、象征符号 或婚姻规则。我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首要关注经济位置和经济关系,而我除了经 济差别外,还注意到其它的社会差别,如人种或种族的差别。根据帕森斯对文化和社会结构 所作的区分一一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一一我的理论关注的 是结构而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这一理论的目标是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而非用文化的或心理学的术语来2 其中每个人的反应都取决于他人先前的行动，并且又引起他人的进一步反应。这样参与交换 者的动机便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关注的焦点则是那些隐藏在社会互动背后的交替互惠 （alternating reciprocities）。我和霍曼斯的理论分歧植根于有关交换的明显的社会性质的概念 之中。当然，可以用参加交易者的动机来分析交换，正如可以用敌对双方的动机来分析冲突 一样。然而，这种心理学的还原论忽视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过程，隐含在交换中的重复 发生的互惠行为，以及在一场军备竞赛中，由威胁与反威胁所必然导致的潜在冲突的增长。 还有另外的原因说明社会学家为什么关注对社会交换的分析。除数理社会学外，它是少 数几个适合于系统的公理式理论的发展的主题之一。诸如边际效用这样借自经济学的概念， 可以用来解释非经济学的观察结果——例如，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性的衰减已经为人所接受— —因此也可以用作创建严密的假说演绎性理论的砖石。事实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是社会学 中在创建这类理论方面少有的尝试之一。尽管我不同意他理论中的心理还原论，我仍然完全 赞成他的看法：对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是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演绎性理论。交换理论的另一个优 点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和概念能够得到广泛运用，并且能够赋予日常观察结果以新的意义。 例如，人们为什么愿意帮陌生人的忙，或人们在饭馆里为什么常常为谁付款而争吵。交换理 论的最后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 论的微观社会学基础。这正是二十年前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尝试过的主题。但是在对交换过程 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方面我做得更成功，而在用微观原理作基础建构严密的宏观理论方面则要 差些。正是这个主要原因促使我的兴趣从社会交换转向迥然不同的建立宏观社会学理论的道 路。 然而，在我回到基础的理论分析之前，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各种官僚组织的经验 研究。韦伯对官僚制中包含的组织原理的分析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促使了我在 早期对政府公务员进行个案研究。但是我只能凭间接推断而不是直接地来论述官僚制的原 理，因为组织的普遍原理需要进行大量的比较而不是以个案研究作为基础。霍曼斯在关于我 的早期研究的一篇书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书评尽管总的来说是肯定性的，但却指出了我 的题目（《官僚制的动力》）具有误导性，因为我的著作实质上论述的都是公务员群体中的非 正式关系而非官僚制本身。为了直接的研究组织结构中的问题，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 每一项都涉及到对从大量的可比较的机构——例如，政府机构、学术协会、工厂——中搜集 来的数据所做的量化处理。这项研究提出了韦伯所关注的一个宏观社会学的课题——官僚结 构。尽管并不缺乏理论的推导和含义，这些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我迫不及待 要从淹没于经验数据的状态中逃逸出来，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演绎性的宏观社会 学理论。 建立宏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它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一条道路是从微观社会学的 原理出发，并将这些原理作为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另外一条道路则依赖于如下假设：微 观和宏观理论需要不同的视角和概念框架，因为宏观社会学的主要术语涉及人口结构的应变 特性，而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并没有与之对等的概念。因此我认为第二条道路更为可行， 至少在社会学发展的现阶段是这样。 宏观结构的概念架构 我所构造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量化维度上的演绎性 理论（布莱斯威特 Braithwaite 1953；波普 Popper [1934]1959）。对我的研究取向影响最大的 两位经典社会学家是涂尔干（Durkheim[1895]1938）和齐美尔（Simmel 1908），特别是涂尔 干对向人们施加外部限制的社会事实的关注和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量的维度以及交叉社会 圈的意义的强调。研究单位是社会或社区或其它大的集体，而非个人或小群体。它是一个在 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结构理论，而非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意义上的。这就是说，我所说 的“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位置和他们的关系的客观差异的系统，而非文化神话、象征符号 或婚姻规则。我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首要关注经济位置和经济关系，而我除了经 济差别外，还注意到其它的社会差别，如人种或种族的差别。根据帕森斯对文化和社会结构 所作的区分——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的理论关注的 是结构而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这一理论的目标是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而非用文化的或心理学的术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