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新书评介 行全面敌对政策。然而，美国若因此而一再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则不仅必定会使美因付出很大代价，也同 华盛顿以欧洲为重点的“遏制战略”形成了战略层次的内在矛盾；如果美国为避免这种情况而为自己设置过多 限制，则又可能使对华遏制政策成为一种“无所事事的政策”。就其本质而言，禁运政策正是在要么同新中国发 生直接军事对抗、要么无所作为这两者之间所作出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在国际政治己 经进入核时代的背景下，以经济禁运为追求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尽管有实施层面的困难，但它毕竞避免了军 事手段所包含的危险性，同时却有着产生巨大效用的潜在前景，因而具有吸引力。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美国禁运政策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对新中国提出了严重挑战。然而，北京并没 有将美国的经济禁运全然视为一件“坏事”。张著认为，在新中国对于美国禁运政策的种种反应中，人们不仅可 以发现毛泽东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于新中国能够也应该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要原则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信念， 也可以发现毛泽东将来自外部的压力转化为持久深入的国内群众动员的动力的意图和努力。因此，对于北京在 美国禁运问题上应对之策的研究探讨，会加深人们对于新中国所推行的各种内外政策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全面推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发现 新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这一类历史事件的一个 重要外部根源。 从战略实施的角度来看，对华禁运必定会涉及“联盟政治”的问题：一方面，华盛顿推行禁运政策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要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以便造成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并最终瓦解中苏同盟；而同时，为使得 禁运产生最大效果，华盛顿又必须动员其他西方盟国同样实行对华禁运政策。另一方面，北京为打破禁运，又 必须巩固与发展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张著指出，美国在动员盟国长期参加对华禁运的问题上，实际上是不成功 的。英国等西方盟国在美国禁运推行之初曾参与其中，但随着这一政策越来越同英国等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发 生矛盾，它们便常常自行其是，使得对华禁运上的西方国际联盟在50年代中后期便已趋于瓦解。而相形之下， 美国的禁运政策似乎起到了加强中苏同盟的作用：在北京必须从莫斯科获得为新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所需 的各种援助时，不仅中国在各个方面对苏联的依赖程度似乎大大加强，甚至连中国的经济政治建设与国家发展 模式也深深地打上了苏联制度的烙印。 然而，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美英之间）在对华禁运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对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同盟 关系从总体上产生大的伤害，而中苏同盟关系却在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并在实际上开始走向瓦 解。在这一似乎相当奇特的历史现象背后究竞有什么原因？正是在这里，张著在分析中引入了“文化因素”及 其对于联盟政治的影响。在张著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楚特定国际关系行为者的政策目标与实践同他们 与此相关的“看法”与“想像”之间的关系。美英等西方国家在推行对华禁运政策时，固然发生了严重分歧， 并使得它们在禁运问题上的同盟难以继续下去，然而，在西方具有多元化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这种分 歧的可能性是政策制定者从一开始便可以料及的。当分歧发生时，各方决策者又很自然地会将分歧问题与各方 在其他问题上的利益共同点加以比较，如果后者在重要性上远远超越前者的话，各方决策者决不会因分歧的存 在而作出全面颠覆国家之间同盟关系的决定。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实践层面分歧的 存在是和决策者事先对于分歧有可能出现的“看法”与“想像”相一致的。 然而，中苏两国之间同盟关系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张著认为，从政策效果来看，美国禁运确实起到了迫使 中国不得不在国内实行更为严峻的经济计划与管制政策，因而增加了国内一系列关系的紧张的作用；同时，也 造成了中方对援助的需求以及苏方提供援助意图与能力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然而，这并没有构成中苏两国同 盟关系破裂的必然条件。50年代中后期，当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出现日益严重的分离现象时，双方的利益共同点 仍然远远超过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敌视与遏制，中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加 强了新中国的安全地位：中苏之间的贸易关系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苏联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苏联的各种援助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的起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技术条件。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支持极大地加强了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 义阵营的全球性对抗中的实力和战略地位，帮助赫鲁晓夫等苏联新领导人在斯大林逝世后巩固了自身领导地位 的合法性，也使得苏联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问题在于，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一尤其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同盟关系的“看法”及“想像”与 同盟关系的发展现实之间，出现了因“文化因素”而产生的高度紧张。同中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辉煌过去以及 民族在现代的屈辱经历的集体性记忆相关联，毛泽东这一代中国革命者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视为中国 ·187·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cnki.net©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行全面敌对政策。然而 , 美国若因此而一再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 , 则不仅必定会使美国付出很大代价 , 也同 华盛顿以欧洲为重点的“遏制战略”形成了战略层次的内在矛盾 ; 如果美国为避免这种情况而为自己设置过多 限制 , 则又可能使对华遏制政策成为一种“无所事事的政策”。就其本质而言 , 禁运政策正是在要么同新中国发 生直接军事对抗、要么无所作为这两者之间所作出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 , 在国际政治已 经进入核时代的背景下 , 以经济禁运为追求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 , 尽管有实施层面的困难 , 但它毕竟避免了军 事手段所包含的危险性 , 同时却有着产生巨大效用的潜在前景 , 因而具有吸引力。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 美国禁运政策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对新中国提出了严重挑战。然而 , 北京并没 有将美国的经济禁运全然视为一件“坏事”。张著认为 , 在新中国对于美国禁运政策的种种反应中 , 人们不仅可 以发现毛泽东这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于新中国能够也应该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要原则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信念 , 也可以发现毛泽东将来自外部的压力转化为持久深入的国内群众动员的动力的意图和努力。因此 , 对于北京在 美国禁运问题上应对之策的研究探讨 , 会加深人们对于新中国所推行的各种内外政策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 , 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找到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全面推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 甚至可以发现 新中国为什么在 50 年代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 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这一类历史事件的一个 重要外部根源。 从战略实施的角度来看 , 对华禁运必定会涉及“联盟政治”的问题 : 一方面 , 华盛顿推行禁运政策的一个 重要目标 , 是要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 以便造成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并最终瓦解中苏同盟 ; 而同时 , 为使得 禁运产生最大效果 , 华盛顿又必须动员其他西方盟国同样实行对华禁运政策。另一方面 , 北京为打破禁运 , 又 必须巩固与发展同苏联的同盟关系。张著指出 , 美国在动员盟国长期参加对华禁运的问题上 , 实际上是不成功 的。英国等西方盟国在美国禁运推行之初曾参与其中 , 但随着这一政策越来越同英国等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发 生矛盾 , 它们便常常自行其是 , 使得对华禁运上的西方国际联盟在 50 年代中后期便已趋于瓦解。而相形之下 , 美国的禁运政策似乎起到了加强中苏同盟的作用 : 在北京必须从莫斯科获得为新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所需 的各种援助时 , 不仅中国在各个方面对苏联的依赖程度似乎大大加强 , 甚至连中国的经济政治建设与国家发展 模式也深深地打上了苏联制度的烙印。 然而 , 西方国家之间 (尤其是美英之间) 在对华禁运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对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同盟 关系从总体上产生大的伤害 , 而中苏同盟关系却在 5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 并在实际上开始走向瓦 解。在这一似乎相当奇特的历史现象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 正是在这里 , 张著在分析中引入了“文化因素”及 其对于联盟政治的影响。在张著看来 , 问题的关键 , 在于搞清楚特定国际关系行为者的政策目标与实践同他们 与此相关的“看法”与“想像”之间的关系。美英等西方国家在推行对华禁运政策时 , 固然发生了严重分歧 , 并使得它们在禁运问题上的同盟难以继续下去 , 然而 , 在西方具有多元化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 产生这种分 歧的可能性是政策制定者从一开始便可以料及的。当分歧发生时 , 各方决策者又很自然地会将分歧问题与各方 在其他问题上的利益共同点加以比较 , 如果后者在重要性上远远超越前者的话 , 各方决策者决不会因分歧的存 在而作出全面颠覆国家之间同盟关系的决定。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 , 这是因为政策实践层面分歧的 存在是和决策者事先对于分歧有可能出现的“看法”与“想像”相一致的。 然而 , 中苏两国之间同盟关系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张著认为 , 从政策效果来看 , 美国禁运确实起到了迫使 中国不得不在国内实行更为严峻的经济计划与管制政策 , 因而增加了国内一系列关系的紧张的作用 ; 同时 , 也 造成了中方对援助的需求以及苏方提供援助意图与能力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然而 , 这并没有构成中苏两国同 盟关系破裂的必然条件。50 年代中后期 , 当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出现日益严重的分离现象时 , 双方的利益共同点 仍然远远超过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 : 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敌视与遏制 , 中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加 强了新中国的安全地位 ; 中苏之间的贸易关系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 ; 苏联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 苏联的各种援助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的起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技术条件。与此同时 , 来自中国的支持极大地加强了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 义阵营的全球性对抗中的实力和战略地位 , 帮助赫鲁晓夫等苏联新领导人在斯大林逝世后巩固了自身领导地位 的合法性 , 也使得苏联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问题在于 , 在中苏两国领导人 ———尤其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对于同盟关系的“看法”及“想像”与 同盟关系的发展现实之间 , 出现了因“文化因素”而产生的高度紧张。同中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辉煌过去以及 民族在现代的屈辱经历的集体性记忆相关联 , 毛泽东这一代中国革命者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视为中国 ·187 · 国外新书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