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31 1962年1月2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 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 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 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 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 Charles bohlen)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 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一样,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 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3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 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 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 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测,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 事冲突等等。3实际上从60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 些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 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 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 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 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34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和中国都 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的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 过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 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 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35美国舆论界也 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 根据1962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 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 36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 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 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2,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便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根据美国情报部门 在1960年的估计,中国将在1961年晚些时候建成核反应堆,在1962年生产出可用于核裂 变的铀。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利用台湾作为U-2型侦察机的基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其深入地点达到兰州和包头。这些侦察飞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 展。3与此同时,由于卫星摄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卫星获得有关的照片资料。1961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December 19, 1961,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Box 14, Kennedy library Memorandum from Thomason to Harriman, "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 Janurary 2, 1962: Discuss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January 12, Thomason Papers, Box 15, Kennedy Library 33《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71——172页 3参阅《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66-169页 35《一千天》,第643页。 FRUS 1961-1963, Volume XXll, pp 326-332 Chris Pocock, Dragon Lady: The History of the U-2 Spyplane(Shrewsbury: Airlife, 1989), pp. 92-95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31 1962 年 1 月 2 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 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 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 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 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 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一样，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 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32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 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 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 1963 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 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测，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 事冲突等等。33实际上从 60 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一 些有关情况的报告。 关于中苏分歧的性质，美国政府居主流的看法是，虽然中苏的分歧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 的，但其深层原因的确相当复杂。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互不相容，历史上中俄 两个民族的矛盾的影响，中苏结盟后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因素，都是导致中 苏分裂和矛盾升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造成中苏分歧的原因如此复杂，所以从根本上看 双方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34 至于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苏联和中国都 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它们之间的争论而发生根本变化。不 过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1962 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 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 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35美国舆论界也 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 根据 1962 年底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肯尼迪政府认为，只有使中国“软弱、孤立”， 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力。 36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一旦断定中苏同盟不复存在，肯尼迪政府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利用苏 联与中国的分歧，向中国施加压力，对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而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 上则基本是萧规曹随的。 2，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 在肯尼迪上台以前，美国政府便在跟踪了解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根据美国情报部门 在 1960 年的估计，中国将在 1961 年晚些时候建成核反应堆，在 1962 年生产出可用于核裂 变的铀。从 1961 年起，美国开始利用台湾作为 U-2 型侦察机的基地，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其深入地点达到兰州和包头。这些侦察飞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进 展。37与此同时，由于卫星摄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可以通过卫星获得有关的照片资料。1961 31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December 19, 1961,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Box 14, Kennedy Library. 32 Memorandum from Thomason to Harriman, “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 , Janurary 2,1962:Discuss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 Policy”, January 12, Thomason Papers, Box 15, Kennedy Library. 33 《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 171——172 页。 34 参阅《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 166——169 页。 35 《一千天》，第 643 页。 36 FRUS 1961-1963, Volume XXII, pp. 326-332. 37 Chris Pocock, Dragon Lady: The History of the U-2 Spyplane (Shrewsbury: Airlife, 1989), pp. 9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