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维护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应该加强工农联盟、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 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①。这篇社论确实导致印共走上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这并非接受情报局指示 的结果,而是印共党内斗争使然。 印度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派别斗争。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以后,以兰纳迪夫为 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1948年2月,印共召开代表大会,兰纳迪夫顶替主张合法斗争的约希担任 了总书记,并提出印度已进入“革命冲突”阶段。但是,兰纳迪夫接受的是南斯拉夫的革命理论,而当年 6月苏南分裂,铁托被批判,再加上印共组织暴动引起政府镇压,兰纳迪夫开始感到压力。这时,安得拉 地区党组织提出应该接受中共的革命理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作“印度的指针”。兰纳迪夫 指责安得拉派搞分裂,并攻击中共的理论和经验。1949年6月,苏共支持中共的消息传达到印共,不久 苏联报纸上又刊登出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的讲话,兰纳迪夫发觉形势不妙。于是,在情报局关于殖 民地问题的社论发表后,兰纳迪夫立即做出检讨,并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接受情报局的结论。为了表明 自己已彻底转变,兰纳迪夫在声明中不仅赞扬毛泽东和中共,甚至讲出了情报局社论根本没有涉及的 内容一“在必要的国内条件许可时,组成人民解放军”。尽管如此,兰纳迪夫还是在1950年5月安得 拉派发动的一次“宫廷革命”中被解除了职务,安得拉书记处的重要成员腊欧成为新的总书记。腊欧掌 权后,在给党内的“密函”中宣称,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中共的理论和方针,并谎称莫斯科“把 印度列为使用暴力已经成熟的国家”,随即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几个月后,印度的农民起义便扩展到全 国。腊欧的举动在党内和工会遭到众多反对和抗议,约希、丹吉、高士等人都出面抵制腊欧,反对左倾 冒险主义。在印共陷入分裂危机的时候,很可能是接到了情报局的指示,己经沉默三年的英国共产党 不得不又重新担起责任。10月英共政治局致函印共中央,批评印共的行动路线脱离实际,要求彻底消 除“托洛茨基一铁托主义的毒瘤”。来信指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印共曲解了1月情报局文章,误认 为武装斗争是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革命不应该排除武装斗争,但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合法斗争,准 备参加大选。1951年1月,印共召开中央全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腊欧暂留总书记位置,等 候党代表大会选举。此后英共中央再次来信,要求印共与尼赫鲁政府合作,促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并 大谈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性②。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1951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了印共代表。在会 谈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 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 以依靠的友好邻邦”③。显然,在斯大林看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武装斗争经验并没有普遍意义,即使 在中国搞暴力革命,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对上述事件稍作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吹捧只是 一时之需,而非内心的认同。何况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苏共指导和援助的结果。 所以,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推广中共的经验。实际上,情报局机关报和《真理报》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在 两种情况下引发了亚洲国家的革命风暴:一种是被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所利用,成为打击对手 的工具;一种是过于看重文章的表面含义,对苏共此时言论信以为真。总之,没有一个行动是莫斯科授 意或经过莫斯科批准的。 由此看来,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的确属于一种例外。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在亚洲只 对两个国家的武装斗争提供过实际援助,就是中国和朝鲜。对于中国革命,除了有一些限于东北地区 ①《人民日报》1950年2月3日第1版。 2 Gene D.Overstreet and Marshall Windmiller,Communism in Ind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pp. 245一305《人民日报》1950年3月13日第1版。 ③斯大林与印共领导人谈话记录,1951年2月9日,PrACIIM,中.558,on.11,4.310,1.85、78一79。 45 C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沈志华: 维护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应该加强工农联盟、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 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①。这篇社论确实导致印共走上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这并非接受情报局指示 的结果,而是印共党内斗争使然。 印度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派别斗争。1947 年 9 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以后,以兰纳迪夫为 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1948 年 2 月,印共召开代表大会,兰纳迪夫顶替主张合法斗争的约希担任 了总书记,并提出印度已进入“革命冲突”阶段。但是,兰纳迪夫接受的是南斯拉夫的革命理论,而当年 6 月苏南分裂,铁托被批判,再加上印共组织暴动引起政府镇压,兰纳迪夫开始感到压力。这时,安得拉 地区党组织提出应该接受中共的革命理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作“印度的指针”。兰纳迪夫 指责安得拉派搞分裂,并攻击中共的理论和经验。1949 年 6 月,苏共支持中共的消息传达到印共,不久 苏联报纸上又刊登出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的讲话,兰纳迪夫发觉形势不妙。于是,在情报局关于殖 民地问题的社论发表后,兰纳迪夫立即做出检讨,并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接受情报局的结论。为了表明 自己已彻底转变,兰纳迪夫在声明中不仅赞扬毛泽东和中共,甚至讲出了情报局社论根本没有涉及的 内容———“在必要的国内条件许可时,组成人民解放军”。尽管如此,兰纳迪夫还是在 1950 年 5 月安得 拉派发动的一次“宫廷革命”中被解除了职务,安得拉书记处的重要成员腊欧成为新的总书记。腊欧掌 权后,在给党内的“密函”中宣称,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中共的理论和方针,并谎称莫斯科“把 印度列为使用暴力已经成熟的国家”,随即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几个月后,印度的农民起义便扩展到全 国。腊欧的举动在党内和工会遭到众多反对和抗议,约希、丹吉、高士等人都出面抵制腊欧,反对左倾 冒险主义。在印共陷入分裂危机的时候,很可能是接到了情报局的指示,已经沉默三年的英国共产党 不得不又重新担起责任。10 月英共政治局致函印共中央,批评印共的行动路线脱离实际,要求彻底消 除“托洛茨基—铁托主义的毒瘤”。来信指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印共曲解了 1 月情报局文章,误认 为武装斗争是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革命不应该排除武装斗争,但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合法斗争,准 备参加大选。1951 年 1 月,印共召开中央全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腊欧暂留总书记位置,等 候党代表大会选举。此后英共中央再次来信,要求印共与尼赫鲁政府合作,促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并 大谈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性②。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1951 年 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了印共代表。在会 谈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 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 以依靠的友好邻邦”③。显然,在斯大林看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武装斗争经验并没有普遍意义,即使 在中国搞暴力革命,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对上述事件稍作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吹捧只是 一时之需,而非内心的认同。何况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苏共指导和援助的结果。 所以,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推广中共的经验。实际上,情报局机关报和《真理报》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在 两种情况下引发了亚洲国家的革命风暴: 一种是被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所利用,成为打击对手 的工具; 一种是过于看重文章的表面含义,对苏共此时言论信以为真。总之,没有一个行动是莫斯科授 意或经过莫斯科批准的。 由此看来,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的确属于一种例外。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在亚洲只 对两个国家的武装斗争提供过实际援助,就是中国和朝鲜。对于中国革命,除了有一些限于东北地区 45 ① ② ③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3 日第 1 版。 Gene D. Overstreet and Marshall Windmiller,Communism in Ind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pp. 245—305; 《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 斯大林与印共领导人谈话记录,1951 年 2 月 9 日,РГАСПИ,ф. 558,оп. 11,д. 310,л. 85、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