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维护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应该加强工农联盟、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 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①。这篇社论确实导致印共走上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这并非接受情报局指示 的结果，而是印共党内斗争使然。 印度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派别斗争。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以后，以兰纳迪夫为 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1948年2月，印共召开代表大会，兰纳迪夫顶替主张合法斗争的约希担任 了总书记，并提出印度已进入“革命冲突”阶段。但是，兰纳迪夫接受的是南斯拉夫的革命理论，而当年 6月苏南分裂，铁托被批判，再加上印共组织暴动引起政府镇压，兰纳迪夫开始感到压力。这时，安得拉 地区党组织提出应该接受中共的革命理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作“印度的指针”。兰纳迪夫 指责安得拉派搞分裂，并攻击中共的理论和经验。1949年6月，苏共支持中共的消息传达到印共，不久 苏联报纸上又刊登出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的讲话，兰纳迪夫发觉形势不妙。于是，在情报局关于殖 民地问题的社论发表后，兰纳迪夫立即做出检讨，并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接受情报局的结论。为了表明 自己已彻底转变，兰纳迪夫在声明中不仅赞扬毛泽东和中共，甚至讲出了情报局社论根本没有涉及的 内容一“在必要的国内条件许可时，组成人民解放军”。尽管如此，兰纳迪夫还是在1950年5月安得 拉派发动的一次“宫廷革命”中被解除了职务，安得拉书记处的重要成员腊欧成为新的总书记。腊欧掌 权后，在给党内的“密函”中宣称，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中共的理论和方针，并谎称莫斯科“把 印度列为使用暴力已经成熟的国家”，随即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几个月后，印度的农民起义便扩展到全 国。腊欧的举动在党内和工会遭到众多反对和抗议，约希、丹吉、高士等人都出面抵制腊欧，反对左倾 冒险主义。在印共陷入分裂危机的时候，很可能是接到了情报局的指示，己经沉默三年的英国共产党 不得不又重新担起责任。10月英共政治局致函印共中央，批评印共的行动路线脱离实际，要求彻底消 除“托洛茨基一铁托主义的毒瘤”。来信指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印共曲解了1月情报局文章，误认 为武装斗争是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革命不应该排除武装斗争，但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合法斗争，准 备参加大选。1951年1月，印共召开中央全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腊欧暂留总书记位置，等 候党代表大会选举。此后英共中央再次来信，要求印共与尼赫鲁政府合作，促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并 大谈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性②。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1951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了印共代表。在会 谈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 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 以依靠的友好邻邦”③。显然，在斯大林看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武装斗争经验并没有普遍意义，即使 在中国搞暴力革命，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对上述事件稍作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吹捧只是 一时之需，而非内心的认同。何况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苏共指导和援助的结果。 所以，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推广中共的经验。实际上，情报局机关报和《真理报》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在 两种情况下引发了亚洲国家的革命风暴：一种是被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所利用，成为打击对手 的工具；一种是过于看重文章的表面含义，对苏共此时言论信以为真。总之，没有一个行动是莫斯科授 意或经过莫斯科批准的。 由此看来，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的确属于一种例外。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在亚洲只 对两个国家的武装斗争提供过实际援助，就是中国和朝鲜。对于中国革命，除了有一些限于东北地区 ①《人民日报》1950年2月3日第1版。 2 Gene D.Overstreet and Marshall Windmiller,Communism in Ind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pp. 245一305《人民日报》1950年3月13日第1版。 ③斯大林与印共领导人谈话记录，1951年2月9日，PrACIIM,中.558，on.11,4.310,1.85、78一79。 45 C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沈志华: 维护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应该加强工农联盟、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 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①。这篇社论确实导致印共走上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这并非接受情报局指示 的结果，而是印共党内斗争使然。 印度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派别斗争。1947 年 9 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以后，以兰纳迪夫为 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1948 年 2 月，印共召开代表大会，兰纳迪夫顶替主张合法斗争的约希担任 了总书记，并提出印度已进入“革命冲突”阶段。但是，兰纳迪夫接受的是南斯拉夫的革命理论，而当年 6 月苏南分裂，铁托被批判，再加上印共组织暴动引起政府镇压，兰纳迪夫开始感到压力。这时，安得拉 地区党组织提出应该接受中共的革命理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作“印度的指针”。兰纳迪夫 指责安得拉派搞分裂，并攻击中共的理论和经验。1949 年 6 月，苏共支持中共的消息传达到印共，不久 苏联报纸上又刊登出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的讲话，兰纳迪夫发觉形势不妙。于是，在情报局关于殖 民地问题的社论发表后，兰纳迪夫立即做出检讨，并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接受情报局的结论。为了表明 自己已彻底转变，兰纳迪夫在声明中不仅赞扬毛泽东和中共，甚至讲出了情报局社论根本没有涉及的 内容———“在必要的国内条件许可时，组成人民解放军”。尽管如此，兰纳迪夫还是在 1950 年 5 月安得 拉派发动的一次“宫廷革命”中被解除了职务，安得拉书记处的重要成员腊欧成为新的总书记。腊欧掌 权后，在给党内的“密函”中宣称，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中共的理论和方针，并谎称莫斯科“把 印度列为使用暴力已经成熟的国家”，随即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几个月后，印度的农民起义便扩展到全 国。腊欧的举动在党内和工会遭到众多反对和抗议，约希、丹吉、高士等人都出面抵制腊欧，反对左倾 冒险主义。在印共陷入分裂危机的时候，很可能是接到了情报局的指示，已经沉默三年的英国共产党 不得不又重新担起责任。10 月英共政治局致函印共中央，批评印共的行动路线脱离实际，要求彻底消 除“托洛茨基—铁托主义的毒瘤”。来信指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印共曲解了 1 月情报局文章，误认 为武装斗争是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革命不应该排除武装斗争，但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合法斗争，准 备参加大选。1951 年 1 月，印共召开中央全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腊欧暂留总书记位置，等 候党代表大会选举。此后英共中央再次来信，要求印共与尼赫鲁政府合作，促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并 大谈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性②。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1951 年 2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了印共代表。在会 谈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 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 以依靠的友好邻邦”③。显然，在斯大林看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武装斗争经验并没有普遍意义，即使 在中国搞暴力革命，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对上述事件稍作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吹捧只是 一时之需，而非内心的认同。何况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苏共指导和援助的结果。 所以，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推广中共的经验。实际上，情报局机关报和《真理报》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在 两种情况下引发了亚洲国家的革命风暴: 一种是被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所利用，成为打击对手 的工具; 一种是过于看重文章的表面含义，对苏共此时言论信以为真。总之，没有一个行动是莫斯科授 意或经过莫斯科批准的。 由此看来，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的确属于一种例外。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在亚洲只 对两个国家的武装斗争提供过实际援助，就是中国和朝鲜。对于中国革命，除了有一些限于东北地区 45 ① ② ③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3 日第 1 版。 Gene D． Overstreet and Marshall Windmiller，Communism in Ind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pp． 245—305; 《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 斯大林与印共领导人谈话记录，1951 年 2 月 9 日，РГАСПИ，ф． 558，оп． 11，д． 310，л． 85、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