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359 不但如此，由于门第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伦（即家族秩序）在理论上 尤超乎君臣之伦（即政治秩序）之上，成为基础的基础了。这一点，袁宏 (三二八一三七六年)的史论足资证明。袁宏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 地之性，求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 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 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 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单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 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字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后汉 纪》卷二十六初平二年条) 袁氏首先说明“君臣父子”是“名教之本”，接着又强调“君臣”关系是仿 效“父子”关系而来的，可见东晋时代士大夫是把家族秩序放在比政治 秩序更为基本的位置上（至于“贵贱”法“天地高下”之说，则显然是为当 时门第社会的阶级制度作辩护)。所以我们如果对“名教”一词采取广 义的看法，则东晋以后的清谈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决不可视为 “纸上空文”，这一点后文还会谈到。现在让我们先从广义的观点分析 一下汉末以来的名教危机。 (二)君臣关系的危机 当时的名教危机在君臣一伦上的确表现得最为突出。汉代去古代 “封建”之世不远，地方官（如郡守）和他所辟用的僚属之间本来就有一 种君臣的名分。东汉以后更由于察举制的长期推行，门生与举主之间 也同样有君臣之义。这些所谓“门生放吏”便形成了门第的社会基础。 这些士人在未直接受命于朝廷之前，只是地方长官或举主的臣下，而不 是“天子之臣”。即便以后进身于朝廷，依当时的道德观念，他们仍然要 忠于“放主”[3引。因此一般士人之于皇帝最多只有一种间接的君臣观 念，但并不必然有实质的君臣关系。魏明帝景初元年（二三七年）公孙 渊叛魏自立为燕王，令官属郭昕、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上书明帝，表示 他们只向公孙一家效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