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8士与中国文化 庄重自然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推波助澜之力，周孔重名教，其功效在维 持群体的秩序。概括地说，魏晋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曹魏的正 始时代（二四○一一二四八年），名教与自然的问题在思想史正式出 现，何晏、王弼是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嵇康（二二三一二六二 年)、阮籍（二一○一二二六三年）等所谓“竹林七贤”代表名教与自然正 面神突的时代，而以嵇康被杀为其终点。西晋统一以后，名教与自然则 转入调和的阶段，其理论上的表现则有郭象的《庄子注》（在惠帝时，二 九O一三○六年)和裴颌的《崇有论》（约撰于.二九七年）、下文讨论 士风的演变是和这一思想史的分期密切相关的。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老庄自然之旨明白易解，而周孔名教则较难 界说。陈先生据王弼对老子“始制有名”的注语，加以推论道： 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 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 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己甚[2)。 不难看出，陈先生对名教的理解，主要是偏重于政治观点的。就竹林七 贤的出处，特别是嵇康、阮籍的遭遇而言，陈先生的名教观是很能说明 问题的。但是从汉末到东晋，名教问题并不限于少数人是否“入世求 仕”一点上。《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篇》（参看《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 说：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 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像王澄、胡毋辅之这类“费游子弟”根本就不发生什么“避世不仕”的问 题。他们只是破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秩序，也就是所谓“礼法”。 乐广这里所说的“名教”当然无法理解为“官长君臣之义”，可见陈先生 的名教观应用到嵇康、阮籍以后的某些具体事例上就不免发生困难了。 正因为陈先生赋予“名教”以纯政治性的解释，所以他认为清谈的后期， 即东晋以下，有关名教与自然的谈论与士大夫的实际生活尤关，只是 “口头虚语纸上空文”的“装饰品”而已。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乃泛指 整个入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