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 重(rdta)、硪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rdin),数值越大表明企业越注重技术创新。 2.解释变量。(1)股东层面。我们关注以下代表性指标:①股权集中度,用第一大股 东的持股比例(sh1)及其平方(sshl)来衡量。②股权性质( shIdu),以第一大股东的 背景来衡量,国有取值为1,非国有取值为0。为同时考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这里 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背景的交叉项( shlstate)。③股权平衡度,用第二至第 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h210)、年末各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总和(fund)来衡量。需 说明的是,证券投资基金是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投资者。Wind数据显示,2006-2010 年按算术平均法计算,全部A、B股上市公司中,证券投资基金平均持股比例为13.376% 远高于信托公司(3.56%)、社保基金(2906%)、券商(2686%)等其他机构投资者。由于 其持股比例最大,运营信息更加公开,因此选取该指标衡量股权平衡情况。(2)董事会。我 们采用文献中常用的三个变量:①董事会规模( board),用董事会总人数的对数值表示。② 董事会结构,以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 indepen)进行衡量。③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 设置情况( dir ceo),两职兼仼时取值为0,两职分离时取值为1。(3)激励机制。①薪酬激 励,用董监高的年薪总额(sbsm,单位为亿)进行衡量。②股票激励,用董监高的持股比 例总和(rbsm)来衡量。③核心技术人员的期权激励(tech),用当年核心技术人员获得的 期权占发行期权总额的比例来表示。其中,薪酬激励和股票激励分别衡量董监高的长、短期 激励。公司对核心技术人员的激励也通常包括固定年薪、股票和期权激励。由于核心技术人 员的主要工作是创新性的,绩效工资是比固定工资更好的激励手段( Hellmann& Thiele 2011),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核心技术人员拥有的期权份额来衡量公司对此类员工的 激励力度。 3.控制变量。结合理论分析及现有文献(刘运国、刘雯,207;解维敏等,2009,控 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杠杆比率(lev)、实际控制人类型( actual)、行业效应( industry 和年度效应(year)等。其中,企业规模的单位是元;杠杆比率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实际控制人分为两类,国有取值为1,非国有取值为0:根 据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剔除金融行业后,我们对12个行业取11个哑变量;本文 共5个会计年度,故生成4个年度哑变量。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本文以2006-2010年沪深A、B股公司为样本,对上述回归模型的进行检验。以2006 年为起始时间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信息披露情况有关。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企业 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对企业披露研究与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做出具体规定。为 与该会计准则配套,证监会于2007年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披露规范做出要 求。由此,研发支出作为上市公司的披露项目被明文确定下来。财政部的新会计准则于2007 年1月1日起实施,一些上市公司在编制2006年年报时己加入研发支出项目。年报亦显示, 大多数公司从2006或2007年开始披露研发支出,之前只有极少公司披露这一项目(文芳, 2008)。因此,考虑到正式的文件规定和样本数量,我们以2006年为起始年份。另外,自 2001年B股市场向境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外资不断撒离,国内投资者成为B股的投资主 体,由于上市企业均来自国内,所受法律制约也来自国内,B股实质上已经A股化了,故 我们同时选取A、B股为研究对象 关于研发支出的数据来源,已有研究多为手工收集,但对于相同年份,不同文献给出的 样本数量有明显差异(周杰、薛有志,2008;文芳,2008;赵旭峰、温军,2011:任海云 2010;苏文兵等,2010)。之所以出现这些统计误差,我们认为与公司研发支出的披露口径 不一致有关。鉴于近年来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支出的信息逐步规范,不少公司亦在最新年报中 补充之前年度的研发信息,专业数据库比个人收集数据的误差更小,本文研发支出的数据主 要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我们用wind数据库进行补充,并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 重（rd_ta）、研发 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rd_in），数值越大表明企业越注重技术创新。 2. 解释变量。（1）股东层面。我们关注以下代表性指标：①股权集中度，用第一大股 东的持股比例（sh1）及其平方（s_sh1）来衡量。②股权性质（sh1dum），以第一大股东的 背景来衡量，国有取值为 1，非国有取值为 0。为同时考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这里引 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背景的交叉项（sh1state）。③股权平衡度，用第二至第 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sh2_10）、年末各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总和（fund）来衡量。需 说明的是，证券投资基金是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投资者。Wind 数据显示，2006-2010 年按算术平均法计算，全部 A、B 股上市公司中，证券投资基金平均持股比例为 13.376%， 远高于信托公司（3.56%）、社保基金（2.906%）、券商（2.686%）等其他机构投资者。由于 其持股比例最大，运营信息更加公开，因此选取该指标衡量股权平衡情况。（2）董事会。我 们采用文献中常用的三个变量：①董事会规模（board），用董事会总人数的对数值表示。② 董事会结构，以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indepen）进行衡量。③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 设置情况（dir_ceo），两职兼任时取值为 0，两职分离时取值为 1。（3）激励机制。①薪酬激 励，用董监高的年薪总额（s_bsm，单位为亿）进行衡量。②股票激励，用董监高的持股比 例总和（r_bsm）来衡量。③核心技术人员的期权激励（tech），用当年核心技术人员获得的 期权占发行期权总额的比例来表示。其中，薪酬激励和股票激励分别衡量董监高的长、短期 激励。公司对核心技术人员的激励也通常包括固定年薪、股票和期权激励。由于核心技术人 员的主要工作是创新性的，绩效工资是比固定工资更好的激励手段（Hellmann & Thiele， 2011），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核心技术人员拥有的期权份额来衡量公司对此类员工的 激励力度。 3. 控制变量。结合理论分析及现有文献（刘运国、刘雯，2007；解维敏等，2009），控 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杠杆比率（lev）、实际控制人类型（actual）、行业效应（industry） 和年度效应（year）等。其中，企业规模的单位是元；杠杆比率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是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实际控制人分为两类，国有取值为 1，非国有取值为 0；根 据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剔除金融行业后，我们对 12 个行业取 11 个哑变量；本文 共 5 个会计年度，故生成 4 个年度哑变量。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本文以 2006-2010 年沪深 A、B 股公司为样本，对上述回归模型的进行检验。以 2006 年为起始时间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信息披露情况有关。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企业 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对企业披露研究与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做出具体规定。为 与该会计准则配套，证监会于 2007 年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披露规范做出要 求。由此，研发支出作为上市公司的披露项目被明文确定下来。财政部的新会计准则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一些上市公司在编制 2006 年年报时已加入研发支出项目。年报亦显示， 大多数公司从 2006 或 2007 年开始披露研发支出，之前只有极少公司披露这一项目（文芳， 2008）。因此，考虑到正式的文件规定和样本数量，我们以 2006 年为起始年份。另外，自 2001 年 B 股市场向境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外资不断撒离，国内投资者成为 B 股的投资主 体，由于上市企业均来自国内，所受法律制约也来自国内，B 股实质上已经 A 股化了，故 我们同时选取 A、B 股为研究对象。 关于研发支出的数据来源，已有研究多为手工收集，但对于相同年份，不同文献给出的 样本数量有明显差异（周杰、薛有志，2008；文芳，2008；赵旭峰、温军，2011；任海云， 2010；苏文兵等，2010）。之所以出现这些统计误差，我们认为与公司研发支出的披露口径 不一致有关。鉴于近年来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支出的信息逐步规范，不少公司亦在最新年报中 补充之前年度的研发信息，专业数据库比个人收集数据的误差更小，本文研发支出的数据主 要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我们用 Wind 数据库进行补充，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