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用政体类型和否决者的空间模型来测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制衡水平（自变量）。 第三章激励与承诺一一中国开发区的政治经济 以往的文献指出，非民主国家的政府同样依赖政治支持来维持统治，因此也 需要建立自身的信誉(credibility):即使没有制度制衡，只要目标符合统治者的 利益，非民主政体同样能够加强政策可靠性。 中国的经济开发区是一项特有的制度设计，它弥补了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所带 来的政策可靠性的问题。开发区作为一个平台联合了不同政府机构的利益一一对 于依赖进出口贸易的沿海省份的官员，经济开发区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对内陆省份的官员而言，利用开发区可以扩大他们升迁与寻租的机会。 各地方政府利益的重合促进了开发区政策的持续，也消除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政策 风险的顾虑。 第四章威权体制下的地方问责一一中国经济开放区的证据 本章作者阐述三个微观制度因素(microinstitutional factors)对开发区的政 策执行非常重要一一(1)在缺乏制度化分权的情况下，开发区与中央政府的政 治联系能够为稳固的地方执政提供保障：(2)开发区的组织权力架构决定了地方 政府持续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3)法律制度尽管无法完全使地方政府负责，但 会对其自由裁量权施加约束。 通过量化的方法来检验这些因素对外国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中央政府有 更紧密联系、有更强的地方政府能力以及有更强的法律约束的开发区吸引了更多 的FDI流入。 第五章分解中国的法治一一地方立法权与私人投资 本章的两个论点：(1)中国的法律制度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法治建 立过程的可靠性，还有赖于政府回应经济行为体需求的效率：(2)司法机构对国 外与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不同。跨国公司往往拥有更大的规模，因此更倾向向法 律系统寻求保护：而国内投资者的公司规模更小，更依靠非正式网络，因此较少 关心正式的法律制度。 通过测量法律的回应性(legislative responsiveness)与自由裁量权 (discretion),对中国地方的法制环境进行比较检验法律制度对投资的影响。结 果显示：FDI流入与地方立法活动的量呈正相关，而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呈 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法治发展加强了中国吸引FDI的能力：而国内私人投资的 情况则相反。 第六章印度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 为什么印度的经济改革花了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才创造出对FDI友好的商业 环境？本章以制度视角，将可靠性-灵活性这一分析框架运用到印度的案例中， 来解答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政治保障，但直 到政府采用更加灵活的投资政策之后，印度市场才开始吸引大量FDI流入。具体 来说，开启经济特区政策对加强政府的灵活性、促进外国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 尽管印度社会联盟的自由化偏好促成了经济特区政策的产生，但是由于民主政体 的特质，特区政策在实施过程还是遭遇了巨大的政治阻力与制度壁垒。印度的多 党联盟、州政府与各个利益集团在三个领域（税收优惠、土地征用与劳动力管制）量）；用政体类型和否决者的空间模型来测量一个国家的制度制衡水平（自变量）。 第三章激励与承诺——中国开发区的政治经济 以往的文献指出，非民主国家的政府同样依赖政治支持来维持统治，因此也 需要建立自身的信誉（credibility）；即使没有制度制衡，只要目标符合统治者的 利益，非民主政体同样能够加强政策可靠性。 中国的经济开发区是一项特有的制度设计，它弥补了由于缺乏制度约束所带 来的政策可靠性的问题。开发区作为一个平台联合了不同政府机构的利益——对 于依赖进出口贸易的沿海省份的官员，经济开发区对出口导向型增长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对内陆省份的官员而言，利用开发区可以扩大他们升迁与寻租的机会。 各地方政府利益的重合促进了开发区政策的持续，也消除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政策 风险的顾虑。 第四章威权体制下的地方问责——中国经济开放区的证据 本章作者阐述三个微观制度因素（microinstitutional factors）对开发区的政 策执行非常重要——（1）在缺乏制度化分权的情况下，开发区与中央政府的政 治联系能够为稳固的地方执政提供保障；（2）开发区的组织权力架构决定了地方 政府持续有效执行政策的能力；（3）法律制度尽管无法完全使地方政府负责，但 会对其自由裁量权施加约束。 通过量化的方法来检验这些因素对外国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中央政府有 更紧密联系、有更强的地方政府能力以及有更强的法律约束的开发区吸引了更多 的 FDI 流入。 第五章分解中国的法治——地方立法权与私人投资 本章的两个论点：（1）中国的法律制度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法治建 立过程的可靠性，还有赖于政府回应经济行为体需求的效率；（2）司法机构对国 外与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不同。跨国公司往往拥有更大的规模，因此更倾向向法 律系统寻求保护；而国内投资者的公司规模更小，更依靠非正式网络，因此较少 关心正式的法律制度。 通 过 测 量 法 律 的 回 应 性 （ legislative responsiveness ）与自由裁量权 （discretion），对中国地方的法制环境进行比较检验法律制度对投资的影响。结 果显示：FDI 流入与地方立法活动的量呈正相关，而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呈 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法治发展加强了中国吸引 FDI 的能力；而国内私人投资的 情况则相反。 第六章印度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 为什么印度的经济改革花了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才创造出对 FDI 友好的商业 环境？本章以制度视角，将可靠性-灵活性这一分析框架运用到印度的案例中， 来解答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政治保障，但直 到政府采用更加灵活的投资政策之后，印度市场才开始吸引大量 FDI 流入。具体 来说，开启经济特区政策对加强政府的灵活性、促进外国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 尽管印度社会联盟的自由化偏好促成了经济特区政策的产生，但是由于民主政体 的特质，特区政策在实施过程还是遭遇了巨大的政治阻力与制度壁垒。印度的多 党联盟、州政府与各个利益集团在三个领域（税收优惠、土地征用与劳动力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