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并不仅是指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风格,而是指语言运用的准确、端正、精干无芜辞,那样的文章,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流畅而不滞涩,自然给人健的感觉。 刘勰提倡风骨,与他对宋齐文风的不满有关。刘宋文坛有一种倾向,即文人一味追求新奇,在语言运用上故意用冷 僻字眼,构词造句故意违背常规。那样做的结果便使文章诘屈贅牙,意思不鲜明,也就失去或减损了打动读者的力 量。刘勰称之为“讹势”,即不正的文风。那种风气,主要表现在刘宋,至萧齐时也余风未绝,故刘勰要加以反对 还应该注意,风骨还不是刘勰心目中最理想的文风。《风骨》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 文囿。唯藻耀而髙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嘬最理想的,是在具备风骨的基础上加以美丽的文采。刘勰生活在非常重 视文辞美丽的时代,他本人也很重视文采。但他深知若过分追求文采,以致形成堆砌繁杂之弊,或者造成上文所说 的讹势”(讹势也是醉心玩弄辞采的-种表现),那是违背写作规律、妨害文风健康的。因此《风骨》强调,若骨 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即必须摆正风骨与辞采的关系。刘勰强调在 这个问题上作者须有自觉性 《风骨》可说是我国古代文章学、文学批评中的第一篇文风专论,其意义不应低估。 《通变》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九篇。 通变—语,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韩康伯注云:“通变则无穷,故可 久也。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须变化;变化方能流通不滞。古人认为这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刘勰以为文章也 是如此。《通变》赞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便是从文章发展规律的髙度说明新变的重要。他认为“设文之体 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意谓各种文体的基本特点,包括风格特点,是古今一致,不能任意改变的;而在运用文 辞、具体的写作手法等方面却必须求其新变,“酌于新声",不然的话,文章的发展就停滞了。 刘勰又指岀必须在正确地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求新变。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有所抉择,找到好的学习对象。于 是《通变》篇总结自黄帝、唐尧至刘宋时文章风貌的变化。他认为由古到今文章发展总的趋势是由质趋文,即由质 朴简单趋于美丽繁缛。其中商、周丽而雅,其文风最为理想;以后便出现“文的方面过甚的倾向,到了刘宋,终 于走到讹而新"即以故意违反正规为新奇的不良文风。因此,必须回过头去学习商、周之雅丽,也就是要还宗经 诰”。这也就是说,刘勰认为文章发展已经到了不觼复化",应该穷而思变、“贲象穷白”(《情采》)的时候。但当 时许多作者却不懂得此点,而是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盲目地师范宋集。刘勰对此甚为不满,加以批评。 这也是《通变》篇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倡宗经,是为了纠正讹而新"的不良文风,并不排斥学习自《楚辞》以来的各代优秀作品。事实上,综观《文心 雕龙》全书,刘勰对楚汉、魏晋的优秀作家作品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即使对刘宋诗文,也还是肯定其描写景物自然 真切的优点。《通变》云:“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噪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并不-味反对文与俗"。这 与《辨骚》篇中提出的基本思想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是相一致的 《情采》是《文心雕龙》第三十一篇,论文章内容与文辞采丽之间的关系。采指文采,情指情性。刘勰认为文章是 情性的外现,因此说情、情性,也就相当于指文章的内容。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有人言及内容和文辞修饰之间的关系。例如孔子既说踣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 公》),反对过事华辞;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注意言辞的文 饰。据说他还说过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将情、辞相对待提岀而并重二者。孔子的观点,是儒家对 文章学的重要贡献,对后世,包括对刘勰,影响很大。又如扬雄说事胜辞则亢(过于质直之意),辞胜事则赋 (如辞人之赋那样过于铺张),事辞称则经(《法言·吾子》),陆机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文 赋》),范晔说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都正确地指岀了內容与文辞修饰者应该并 重、应将内容置于主导地位这一基本的原理 《情采》篇继承这一基本观点而加以发展。‘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表明刘勰对文辞美丽是十分重视 的。但他又强调情、理(指内容)是经,文采是纬;强调辩丽本乎情性",文章之美与不美,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情 性"即取决于内容。二者并重,而其主次关系不容颠倒。《情采》称此为"立文之本源¨,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情采》篇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一是强调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刘勰认为宋齐之 世某些作者有过分追求文采以致淹没内容的倾向,故着重加以指出。二是强调应“为情而造文,强调表达真实的情 志。刘勰认为近世作者有的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这很可能是有所指的。晋宋之际 土大夫以宅心事外为高尚,作品中也就以表现"事外远致"为高,东晋时充斥文坛的玄言诗赋便是如此。至刘宋时山 水诗勃起,在描绘自然风景的同时抒发其隐逸情怀。谢灵运在这方面成就最高,而仿效者蜂起,其风至齐梁时犹 盛。其中自然平庸者多,干篇一律,令人昏睡,而且其作者其实也多为志深轩冕`、心缠几务"之徒。刘勰对此种 现象颇为不满,因此指出这也是一种繁采寡情、违背情辞关系准则的不良风气。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 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之言“六诗和《毛诗大序》之言"六义"。虽然一称 六诗,一称六义,但都是指风、赋、比、兴、雅、颂六者。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对这六者进行解释的,首先是汉代经健，并不仅是指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风格，而是指语言运用的准确、端正、精干无芜辞，那样的文章，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流畅而不滞涩，自然给人健的感觉。 刘勰提倡风骨，与他对宋齐文风的不满有关。刘宋文坛有一种倾向，即文人一味追求新奇，在语言运用上故意用冷 僻字眼，构词造句故意违背常规。那样做的结果便使文章诘屈聱牙，意思不鲜明，也就失去或减损了打动读者的力 量。刘勰称之为“讹势”，即不正的文风。那种风气，主要表现在刘宋，至萧齐时也余风未绝，故刘勰要加以反对。 还应该注意，风骨还不是刘勰心目中最理想的文风。《风骨》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 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最理想的，是在具备风骨的基础上加以美丽的文采。刘勰生活在非常重 视文辞美丽的时代，他本人也很重视文采。但他深知若过分追求文采，以致形成堆砌繁杂之弊，或者造成上文所说 的“讹势”（讹势也是醉心玩弄辞采的一种表现），那是违背写作规律、妨害文风健康的。因此《风骨》强调，“若骨 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即必须摆正风骨与辞采的关系。刘勰强调在 这个问题上作者须有自觉性。 《风骨》可说是我国古代文章学、文学批评中的第一篇文风专论，其意义不应低估。 《通变》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九篇。 “通变”一语，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韩康伯注云：“通变则无穷，故可 久也。”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须变化；变化方能流通不滞。古人认为这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刘勰以为文章也 是如此。《通变》赞语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便是从文章发展规律的高度说明新变的重要。他认为“设文之体 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意谓各种文体的基本特点，包括风格特点，是古今一致，不能任意改变的；而在运用文 辞、具体的写作手法等方面却必须求其新变，“酌于新声”，不然的话，文章的发展就停滞了。 刘勰又指出必须在正确地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求新变。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有所抉择，找到好的学习对象。于 是《通变》篇总结自黄帝、唐尧至刘宋时文章风貌的变化。他认为由古到今文章发展总的趋势是由质趋文，即由质 朴简单趋于美丽繁缛。其中“商、周丽而雅”，其文风最为理想；以后便出现“文”的方面过甚的倾向，到了刘宋，终 于走到“讹而新”即以故意违反正规为新奇的不良文风。因此，必须回过头去学习商、周之雅丽，也就是要“还宗经 诰”。这也就是说，刘勰认为文章发展已经到了“不能复化”，应该穷而思变、“贲象穷白”（《情采》）的时候。但当 时许多作者却不懂得此点，而是“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盲目地“师范宋集”。刘勰对此甚为不满，加以批评。 这也是《通变》篇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倡宗经，是为了纠正“讹而新”的不良文风，并不排斥学习自《楚辞》以来的各代优秀作品。事实上，综观《文心 雕龙》全书，刘勰对楚汉、魏晋的优秀作家作品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即使对刘宋诗文，也还是肯定其描写景物自然 真切的优点。《通变》云：“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并不一味反对“文”与“俗”。这 与《辨骚》篇中提出的基本思想“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是相一致的。 《情采》是《文心雕龙》第三十一篇，论文章内容与文辞采丽之间的关系。采指文采，情指情性。刘勰认为文章是 情性的外现，因此说情、情性，也就相当于指文章的内容。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有人言及内容和文辞修饰之间的关系。例如孔子既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 公》），反对过事华辞；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注意言辞的文 饰。据说他还说过“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将情、辞相对待提出而并重二者。孔子的观点，是儒家对 文章学的重要贡献，对后世，包括对刘勰，影响很大。又如扬雄说“事胜辞则亢（过于质直之意），辞胜事则赋 （如辞人之赋那样过于铺张），事辞称则经”（《法言·吾子》），陆机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文 赋》），范晔说“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狱中与诸甥侄书》），都正确地指出了内容与文辞修饰二者应该并 重、应将内容置于主导地位这一基本的原理。 《情采》篇继承这一基本观点而加以发展。“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表明刘勰对文辞美丽是十分重视 的。但他又强调情、理（指内容）是经，文采是纬；强调“辩丽本乎情性”，文章之美与不美，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情 性”即取决于内容。二者并重，而其主次关系不容颠倒。《情采》称此为“立文之本源”，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情采》篇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一是强调“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刘勰认为宋齐之 世某些作者有过分追求文采以致淹没内容的倾向，故着重加以指出。二是强调应“为情而造文”，强调表达真实的情 志。刘勰认为近世作者有的“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这很可能是有所指的。晋宋之际， 士大夫以宅心事外为高尚，作品中也就以表现“事外远致”为高，东晋时充斥文坛的玄言诗赋便是如此。至刘宋时山 水诗勃起，在描绘自然风景的同时抒发其隐逸情怀。谢灵运在这方面成就最高，而仿效者蜂起，其风至齐梁时犹 盛。其中自然平庸者多，千篇一律，令人昏睡，而且其作者其实也多为“志深轩冕”、“心缠几务”之徒。刘勰对此种 现象颇为不满，因此指出这也是一种“繁采寡情”、违背情辞关系准则的不良风气。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 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之言“六诗”和《毛诗大序》之言“六义”。虽然一称 六诗，一称六义，但都是指风、赋、比、兴、雅、颂六者。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对这六者进行解释的，首先是汉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