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4士与中国文化 用“夫妇不故生子”的论证来打破当时儒者“天地故生人”的命题的，他 似乎并没有再进一步去考虑“夫妇不故生子”这一论证的本身所可导至 的逻辑结论。孔融则完全撒开了“天地故生人”的问题，而直接把“夫妇 不故生子”当作一项经验事实来看待，并进而分析其中所涵蕴的父子关 系。因为孔融所要破斥的不是目的论，而是世裕流行的关于“孝”的价 值论。《论衡》在汉晋之际所发生的思想上的影响往往都经过这样一层 转折[。在王充的时代（一世纪），名教的危机还没有出现，《论衡》的主 旨也绝不在“反叛礼教”。当汉末名教全而动摇之际，由子《论衡》中的 许多论点恰好适合反礼法之士的需要，其书才大行其道，成为“谈助”。 所以严格地说，王充只是给魏晋反礼法的运动提供了一些思想原料而 已。至于正式对“孝”的理论提出非难，则始作俑者恐非孔融、祢衡莫属 了。 孔融（一五三一二○八年）所经历的时代正值儒家的名教或札法 流人高度形式化、虚伪化的阶段。一部分由于察举制度的刺激，“累世 同居”的大家族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发展起来了8]。许多人为了博 “孝”之名以为进身之阶，便不惜从事种种不近人情的伪饰，以致把儒家 的礼法推向与它原意相反的境地。我1只用举.一两个例证便足以说明 这种情况。陈蕃任青州乐安太守时： 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挺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 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 服中所生。蕃大怒…遂致其罪。(《后汉书》卷六十六本传) 陈蕃死在一六八年，正与孔融时代相衔接。孔融本人也可能有过和陈 蕃类似的经验，据说他在北海相任内，“有遭父丧，哭泣基侧，色无憔 悴”，他就把这个伪孝子杀了（见《艺文类聚》卷八十五所引）。这个故事 不一定可信，但足以说明当时伪札教的盛行。葛洪记汉末的谚语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审举》)这更 说明了当时的伪孝和察举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如兄弟让财也是东 汉的一种风气，有“让”名的人往往可以获得地方官的荐举。但应劭在 《过誉》篇中就指出其虚伪性，并感叹道：“凡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 让，其下耳。”(《风俗通义》卷四)应劭是二世纪末叶人，他的话更可以使 我们认识孔融“非孝”的背景。而且综合葛洪和应劭的记载，我们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