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汉魏间流行的“格义”佛经,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 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学义理,如以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两晋时,玄 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佛教特别是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玄学 相结合,进一步援儒、道入佛,并开始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 国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特色,主要是更重视援儒入佛,一些高僧们不仅更自觉地 把儒家伦理引入佛教教规,而且特别重视对传统儒家提出的理、性、心范畴的探讨,以佛学 思辨力量赋予它们以本体论的意义,出现了各家师说,并且以此为契机,先后形成了诸如三 论、天台、法相、华严、净土、律宗、禅宗等各个宗派。到了宋代,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思 想文化主流的情况下,佛教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与儒道进一步融合,对中国社会生活 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而此时,由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也批判地吸取、 引入佛学思想,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清之际,佛教仍继续走着三教圆融的道路,高僧名士都一致主张“三教合一”。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是趋吉避凶的经籍,也是修身治国 的宝典。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体系、基本观点和理论范畴都与佛学相去甚远,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两者的联系不是很密切。早期有个别易佛互动的例子,如北魏僧人昙靖编撰的《提谓波利 经》中以易学阴阳五行学说与佛教有关戒律相配而为说。隋唐之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日益加快,易学与佛学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在佛家方面,唐代有李通玄援《易》解《华严》 云岩昙晟著《宝镜三昧》、宗密的易佛会通思想,晚明有紫柏真可《解易》中对佛易关系的 理解:在儒家方面,有宋儒杨简《易传》、王宗传《童溪易传》、明儒心学解《易》派的著作。 于是到了晚明,以心学、禅学解《易》之风开始盛行。(易佛关系主要参见该书第5页)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薄益智旭写出了《周易禅解》这样出入儒释 融通易佛的著作。少习儒书、后入佛家的智旭,不但彻悟孔颜之学,而且遍学法相、禅、律、 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释三教一致。可见,要研 究《周易禅解》,首先意味着要对这两大文化体系有所了解,更要对易佛作出比较和硏究 谢先生多年硏究《周易》,原为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曾主持福建省教 委青年课题“易学与术数学的关系研究”,并参与国家古委会指定重点项目(撰写《中国古 籍总目提要·周易卷》)、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点校整理《中华道臧·易学 类》),因而有着较好的易学基础。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他又努力钻研中国佛学和禅学,在 儒佛道三教关系”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见该书洪修平序)他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彻眼光和 扎实的学识基础深入探讨,挖掘出《周易禅解》中蕴涵的丰富的佛学、儒学和易学等思想。 此外,鉴于学术界对《周易禅解》的书名含义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作者通过考察书 中的内容,为其作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界定,认为书名中的“禅”字,指的是“禅学”或“佛 教禅学”或“佛学”,不是仅指“禅宗之学”。故此书当是“援用佛学佛法(禅学)来阐发《周 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第8页)而对此书乂理思想的渊源,作者经过层层深入挖掘与剖 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智旭在写作时,是“先传后经,借易传而明易理,由易理而达 佛理”(第94页),并在解经传中圆融了多种思想一一总的来说,“在佛学方面,主要以天台 圆教的思想融会大乘禅学诸宗的思想;在儒学方面,主要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贯通宋明的理 学和心学:在易学方面,主要以心学解《易》派的思想阐发《周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 第236页)这一结论的发现,无疑有助于读者对智旭思想作出更加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细致追溯发展史,客观评价思想成果 尽管《周易禅解》中蕴含的诸多解《易》思想散布全书,但“这些解《易》思想主要统 在以佛学‘万法唯心’思想为核心的相通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 22 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汉魏间流行的“格义”佛经，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 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学义理，如以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两晋时，玄 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佛教特别是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玄学 相结合，进一步援儒、道入佛，并开始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 国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特色，主要是更重视援儒入佛，一些高僧们不仅更自觉地 把儒家伦理引入佛教教规，而且特别重视对传统儒家提出的理、性、心范畴的探讨，以佛学 思辨力量赋予它们以本体论的意义，出现了各家师说，并且以此为契机，先后形成了诸如三 论、天台、法相、华严、净土、律宗、禅宗等各个宗派。到了宋代，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思 想文化主流的情况下，佛教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与儒道进一步融合，对中国社会生活 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而此时，由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也批判地吸取、 引入佛学思想，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清之际，佛教仍继续走着三教圆融的道路，高僧名士都一致主张“三教合一”。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是趋吉避凶的经籍，也是修身治国 的宝典。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体系、基本观点和理论范畴都与佛学相去甚远，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两者的联系不是很密切。早期有个别易佛互动的例子，如北魏僧人昙靖编撰的《提谓波利 经》中以易学阴阳五行学说与佛教有关戒律相配而为说。隋唐之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日益加快，易学与佛学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在佛家方面，唐代有李通玄援《易》解《华严》、 云岩昙晟著《宝镜三昧》、宗密的易佛会通思想，晚明有紫柏真可《解易》中对佛易关系的 理解；在儒家方面，有宋儒杨简《易传》、王宗传《童溪易传》、明儒心学解《易》派的著作。 于是到了晚明，以心学、禅学解《易》之风开始盛行。（易佛关系主要参见该书第 5 页）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写出了《周易禅解》这样出入儒释、 融通易佛的著作。少习儒书、后入佛家的智旭，不但彻悟孔颜之学，而且遍学法相、禅、律、 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释三教一致。可见，要研 究《周易禅解》，首先意味着要对这两大文化体系有所了解，更要对易佛作出比较和研究。 谢先生多年研究《周易》，原为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曾主持福建省教 委青年课题“易学与术数学的关系研究”，并参与国家古委会指定重点项目（撰写《中国古 籍总目提要·周易卷》）、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点校整理《中华道藏·易学 类》），因而有着较好的易学基础。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他又努力钻研中国佛学和禅学，在 “儒佛道三教关系”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见该书洪修平序）他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彻眼光和 扎实的学识基础深入探讨，挖掘出《周易禅解》中蕴涵的丰富的佛学、儒学和易学等思想。 此外，鉴于学术界对《周易禅解》的书名含义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作者通过考察书 中的内容，为其作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界定，认为书名中的“禅”字，指的是“禅学”或“佛 教禅学”或“佛学”，不是仅指“禅宗之学”。故此书当是“援用佛学佛法（禅学）来阐发《周 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第 8 页）而对此书义理思想的渊源，作者经过层层深入挖掘与剖 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智旭在写作时，是“先传后经，借易传而明易理，由易理而达 佛理”（第 94 页），并在解经传中圆融了多种思想——总的来说，“在佛学方面，主要以天台 圆教的思想融会大乘禅学诸宗的思想；在儒学方面，主要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贯通宋明的理 学和心学；在易学方面，主要以心学解《易》派的思想阐发《周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 第 236 页）这一结论的发现，无疑有助于读者对智旭思想作出更加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三、细致追溯发展史，客观评价思想成果 尽管《周易禅解》中蕴含的诸多解《易》思想散布全书，但“这些解《易》思想主要统 一在以佛学‘万法唯心’思想为核心的相通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