枧野弘博通古今心思缜密探究竟 评历史语境中的《研究》 张丽娟 易学与佛学都是东方文化的显学,也是中国学术理论中最具智慧的两门学问。在儒、道、 佛逐步融合的趋势下,易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晩明高僧葓益智旭的《周易禅解》就是 融通易佛思想的代表作。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大量运用佛学思想全面解注《周易》经传的 著作,但是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却不够深入、全面。谢金良博士的《研究》(收 入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巴蜀书社2006年12月版,250千字,大32开,328页)的出版 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全书开篇即细致考辨《周易禅解》的作者生平,随即介绍是书的 成书过程与流传,然后深入剖析该书的文本内容与特点、思想来源与蕴涵、思想倾向与创新、 思想成就与影响,并以此书为契入点,揭示易佛乃至儒佛的微妙关系,并进一步阐述儒佛道 三教关系在明代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功于《易》道和佛典的研究,亦有益于对中国古代哲 学发展史的特定时期的深入探讨。”(见该书张善文序) 、细致考辨史料,真实再现其人其书 中国历来有“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治学理念,尤其是到了现代,只有通过对原始文献 考古材料的校勘解读,才可能填补历史的时空距离,去重构先人古籍的本来面目。在《研究》中,作者从智旭自传、前人史料到今人论著中搜集、梳理和考辨了大量的第 手文献,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驳杂多端的史料,作者并没 有一味轻信之,而是采取了“大胆存疑,小心求证”的态度。对于许多学术界已成定论的说 法,作者通过细致的辨析和严密的推断,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指 出学术界一向不怀疑《灵峰藹益大师自传》的真实性问题,但都是基于《灵峰宗论》中的说 法。作者通过分析智旭的多名弟子的著述、比较其《宗论》与“释论”著作部分,厘定智旭 大师的生年为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卒年为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并指出智旭的弟 子成时法师在编辑保存智旭的著作时,妄删《宗论》原稿,也妄改《自传》底本,故现存的 《灵峰薄益大师自传》中有诸多可疑之处,呼吁当代学者慎思明辨,为智旭大师再作一篇名 副其实的传记。在选定研究的文本对象时,作者考察多种文献资料,具体分析成时法师编辑 的金陵本《宗论》被删改的一些特点,最终得出:“智旭单行本的《周易禅解》较之金陵本 《宗论》中的收录本更为可信、真实,所以本书中的研究主要以单行本著作中的记载为底本, 兼引金陵本《宗论》相为印证。” 二、广泛涉猎思想史,深入挖掘思想渊源 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事物的评价,不仅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且要从历史上的社会 存在出发,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中研究具体的历史事物。因此,在确定了真实 可靠的研究文本后,作者开始考察此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以来,一直走着一条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当时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 统治思想,因此,佛教特别注重借用、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从佛教史上看,佛教在初传入 中国之时,对佛经的翻译就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并十分注意迎合以儒
1 视野弘博通古今 心思缜密探究竟 ——评历史语境中的《研究》 张丽娟 易学与佛学都是东方文化的显学，也是中国学术理论中最具智慧的两门学问。在儒、道、 佛逐步融合的趋势下，易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晚明高僧蕅益智旭的《周易禅解》就是 融通易佛思想的代表作。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大量运用佛学思想全面解注《周易》经传的 著作，但是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却不够深入、全面。谢金良博士的《研究》（收 入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巴蜀书社 2006 年 12 月版，250 千字，大 32 开，328 页）的出版， 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全书开篇即细致考辨《周易禅解》的作者生平，随即介绍是书的 成书过程与流传，然后深入剖析该书的文本内容与特点、思想来源与蕴涵、思想倾向与创新、 思想成就与影响，并以此书为契入点，揭示易佛乃至儒佛的微妙关系，并进一步阐述儒佛道 三教关系在明代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功于《易》道和佛典的研究，亦有益于对中国古代哲 学发展史的特定时期的深入探讨。”（见该书张善文序） 一、细致考辨史料，真实再现其人其书 中国历来有“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治学理念，尤其是到了现代，只有通过对原始文献、 考古材料的校勘解读，才可能填补历史的时空距离，去重构先人古籍的本来面目。在《研究》中，作者从智旭自传、前人史料到今人论著中搜集、梳理和考辨了大量的第 一手文献，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驳杂多端的史料，作者并没 有一味轻信之，而是采取了“大胆存疑，小心求证”的态度。对于许多学术界已成定论的说 法，作者通过细致的辨析和严密的推断，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指 出学术界一向不怀疑《灵峰蕅益大师自传》的真实性问题，但都是基于《灵峰宗论》中的说 法。作者通过分析智旭的多名弟子的著述、比较其《宗论》与“释论”著作部分，厘定智旭 大师的生年为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卒年为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并指出智旭的弟 子成时法师在编辑保存智旭的著作时，妄删《宗论》原稿，也妄改《自传》底本，故现存的 《灵峰蕅益大师自传》中有诸多可疑之处，呼吁当代学者慎思明辨，为智旭大师再作一篇名 副其实的传记。在选定研究的文本对象时，作者考察多种文献资料，具体分析成时法师编辑 的金陵本《宗论》被删改的一些特点，最终得出：“智旭单行本的《周易禅解》较之金陵本 《宗论》中的收录本更为可信、真实，所以本书中的研究主要以单行本著作中的记载为底本， 兼引金陵本《宗论》相为印证。” 二、广泛涉猎思想史，深入挖掘思想渊源 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事物的评价，不仅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且要从历史上的社会 存在出发，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中研究具体的历史事物。因此，在确定了真实 可靠的研究文本后，作者开始考察此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以来，一直走着一条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当时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 统治思想，因此，佛教特别注重借用、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从佛教史上看，佛教在初传入 中国之时，对佛经的翻译就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并十分注意迎合以儒
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汉魏间流行的“格义”佛经,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 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学义理,如以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两晋时,玄 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佛教特别是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玄学 相结合,进一步援儒、道入佛,并开始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 国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特色,主要是更重视援儒入佛,一些高僧们不仅更自觉地 把儒家伦理引入佛教教规,而且特别重视对传统儒家提出的理、性、心范畴的探讨,以佛学 思辨力量赋予它们以本体论的意义,出现了各家师说,并且以此为契机,先后形成了诸如三 论、天台、法相、华严、净土、律宗、禅宗等各个宗派。到了宋代,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思 想文化主流的情况下,佛教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与儒道进一步融合,对中国社会生活 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而此时,由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也批判地吸取、 引入佛学思想,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清之际,佛教仍继续走着三教圆融的道路,高僧名士都一致主张“三教合一”。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是趋吉避凶的经籍,也是修身治国 的宝典。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体系、基本观点和理论范畴都与佛学相去甚远,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两者的联系不是很密切。早期有个别易佛互动的例子,如北魏僧人昙靖编撰的《提谓波利 经》中以易学阴阳五行学说与佛教有关戒律相配而为说。隋唐之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日益加快,易学与佛学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在佛家方面,唐代有李通玄援《易》解《华严》 云岩昙晟著《宝镜三昧》、宗密的易佛会通思想,晚明有紫柏真可《解易》中对佛易关系的 理解:在儒家方面,有宋儒杨简《易传》、王宗传《童溪易传》、明儒心学解《易》派的著作。 于是到了晚明,以心学、禅学解《易》之风开始盛行。(易佛关系主要参见该书第5页)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薄益智旭写出了《周易禅解》这样出入儒释 融通易佛的著作。少习儒书、后入佛家的智旭,不但彻悟孔颜之学,而且遍学法相、禅、律、 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释三教一致。可见,要研 究《周易禅解》,首先意味着要对这两大文化体系有所了解,更要对易佛作出比较和硏究 谢先生多年硏究《周易》,原为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曾主持福建省教 委青年课题“易学与术数学的关系研究”,并参与国家古委会指定重点项目(撰写《中国古 籍总目提要·周易卷》)、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点校整理《中华道臧·易学 类》),因而有着较好的易学基础。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他又努力钻研中国佛学和禅学,在 儒佛道三教关系”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见该书洪修平序)他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彻眼光和 扎实的学识基础深入探讨,挖掘出《周易禅解》中蕴涵的丰富的佛学、儒学和易学等思想。 此外,鉴于学术界对《周易禅解》的书名含义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作者通过考察书 中的内容,为其作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界定,认为书名中的“禅”字,指的是“禅学”或“佛 教禅学”或“佛学”,不是仅指“禅宗之学”。故此书当是“援用佛学佛法(禅学)来阐发《周 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第8页)而对此书乂理思想的渊源,作者经过层层深入挖掘与剖 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智旭在写作时,是“先传后经,借易传而明易理,由易理而达 佛理”(第94页),并在解经传中圆融了多种思想一一总的来说,“在佛学方面,主要以天台 圆教的思想融会大乘禅学诸宗的思想;在儒学方面,主要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贯通宋明的理 学和心学:在易学方面,主要以心学解《易》派的思想阐发《周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 第236页)这一结论的发现,无疑有助于读者对智旭思想作出更加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细致追溯发展史,客观评价思想成果 尽管《周易禅解》中蕴含的诸多解《易》思想散布全书,但“这些解《易》思想主要统 在以佛学‘万法唯心’思想为核心的相通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 2
2 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汉魏间流行的“格义”佛经，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 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学义理，如以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两晋时，玄 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佛教特别是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玄学 相结合，进一步援儒、道入佛，并开始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 国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特色，主要是更重视援儒入佛，一些高僧们不仅更自觉地 把儒家伦理引入佛教教规，而且特别重视对传统儒家提出的理、性、心范畴的探讨，以佛学 思辨力量赋予它们以本体论的意义，出现了各家师说，并且以此为契机，先后形成了诸如三 论、天台、法相、华严、净土、律宗、禅宗等各个宗派。到了宋代，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思 想文化主流的情况下，佛教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与儒道进一步融合，对中国社会生活 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而此时，由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也批判地吸取、 引入佛学思想，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清之际，佛教仍继续走着三教圆融的道路，高僧名士都一致主张“三教合一”。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是趋吉避凶的经籍，也是修身治国 的宝典。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体系、基本观点和理论范畴都与佛学相去甚远，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两者的联系不是很密切。早期有个别易佛互动的例子，如北魏僧人昙靖编撰的《提谓波利 经》中以易学阴阳五行学说与佛教有关戒律相配而为说。隋唐之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日益加快，易学与佛学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在佛家方面，唐代有李通玄援《易》解《华严》、 云岩昙晟著《宝镜三昧》、宗密的易佛会通思想，晚明有紫柏真可《解易》中对佛易关系的 理解；在儒家方面，有宋儒杨简《易传》、王宗传《童溪易传》、明儒心学解《易》派的著作。 于是到了晚明，以心学、禅学解《易》之风开始盛行。（易佛关系主要参见该书第 5 页）正 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写出了《周易禅解》这样出入儒释、 融通易佛的著作。少习儒书、后入佛家的智旭，不但彻悟孔颜之学，而且遍学法相、禅、律、 华严、天台、净土诸宗教义，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释三教一致。可见，要研 究《周易禅解》，首先意味着要对这两大文化体系有所了解，更要对易佛作出比较和研究。 谢先生多年研究《周易》，原为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曾主持福建省教 委青年课题“易学与术数学的关系研究”，并参与国家古委会指定重点项目（撰写《中国古 籍总目提要·周易卷》）、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点校整理《中华道藏·易学 类》），因而有着较好的易学基础。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他又努力钻研中国佛学和禅学，在 “儒佛道三教关系”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见该书洪修平序）他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彻眼光和 扎实的学识基础深入探讨，挖掘出《周易禅解》中蕴涵的丰富的佛学、儒学和易学等思想。 此外，鉴于学术界对《周易禅解》的书名含义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作者通过考察书 中的内容，为其作了一个较为客观的界定，认为书名中的“禅”字，指的是“禅学”或“佛 教禅学”或“佛学”，不是仅指“禅宗之学”。故此书当是“援用佛学佛法（禅学）来阐发《周 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第 8 页）而对此书义理思想的渊源，作者经过层层深入挖掘与剖 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智旭在写作时，是“先传后经，借易传而明易理，由易理而达 佛理”（第 94 页），并在解经传中圆融了多种思想——总的来说，“在佛学方面，主要以天台 圆教的思想融会大乘禅学诸宗的思想；在儒学方面，主要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贯通宋明的理 学和心学；在易学方面，主要以心学解《易》派的思想阐发《周易》经传的义理。”（见该书 第 236 页）这一结论的发现，无疑有助于读者对智旭思想作出更加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三、细致追溯发展史，客观评价思想成果 尽管《周易禅解》中蕴含的诸多解《易》思想散布全书，但“这些解《易》思想主要统 一在以佛学‘万法唯心’思想为核心的相通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具有鲜明的禅易相通思想
倾向。”(第238页)作者认为,这样的一个“禅易相通思想”是通过阐明“易理与佛理本无 二致”、把“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易辞与佛法互证互通”搭建起来的,“是智旭在解说《周 易》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特思想倾向。”(第238页)这个相对完整的“禅易相通思想”系统融 通了易学与佛学、佛学与儒学、宗教与哲学之间的联系。(第287页) 历史主义还要求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历史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人类历史是一个 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对《周易禅解》的研究,谢先生就非常灵活地运用了这个方法,追溯 中国佛学、中国易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作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纵观中国佛学的发展 史,作者认为智旭的《周易禅解》“既有利于三教关系的协调,又有利于人们摆脱传统‘思 想纷争’的困扰,从而对佛学的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307页)“又间接影响了清代 以来佛学思想朝着‘儒佛合流’、‘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第308页)从易学发展史上看, 《周易禅解》既发扬了中国易学优良传统,又勇于开拓创新。它所作的“禅易互证”,“对后 世学者开展易佛关系研究有重要的影响。”(第310页)而考察中国哲学发展史,“易学与佛 学的关系问题,是发展中国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第311页)“智旭《周易禅解》所作的 种种努力,正是面对这一关键问题展开的。”而且他所作的努力“在易佛关系研究史上,具 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应该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第313页) 谢先生的《研究》将智旭其人其书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考察社会 环境、文化传统和思想条件,以弘博的视野汇通古今,用缜密的心思深λ探察,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研究力作。如果说,晚明的智旭援禅证易,是三教合一的力倡者,那么谢先生则沿着 这条学术圆融的道路更进一步,用更开放的胸怀做了更大的尝试,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努 力找到一种可以融会中国学术、东方学术、西方学术的思想,来处理和协调不同文化学术之 间的关系,相信一定能够真正开创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互补新局面。”(第313页)这也正是 这部著作的最大贡献所在
3 倾向。”（第 238 页）作者认为，这样的一个“禅易相通思想”是通过阐明“易理与佛理本无 二致”、把“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易辞与佛法互证互通”搭建起来的，“是智旭在解说《周 易》过程中所体现的独特思想倾向。”（第 238 页）这个相对完整的“禅易相通思想”系统融 通了易学与佛学、佛学与儒学、宗教与哲学之间的联系。（第 287 页） 历史主义还要求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历史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人类历史是一个 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对《周易禅解》的研究，谢先生就非常灵活地运用了这个方法，追溯 中国佛学、中国易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作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纵观中国佛学的发展 史，作者认为智旭的《周易禅解》“既有利于三教关系的协调，又有利于人们摆脱传统‘思 想纷争’的困扰，从而对佛学的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 307 页）“又间接影响了清代 以来佛学思想朝着‘儒佛合流’、‘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第 308 页）从易学发展史上看， 《周易禅解》既发扬了中国易学优良传统，又勇于开拓创新。它所作的“禅易互证”，“对后 世学者开展易佛关系研究有重要的影响。”（第 310 页）而考察中国哲学发展史，“易学与佛 学的关系问题，是发展中国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第 311 页）“智旭《周易禅解》所作的 种种努力，正是面对这一关键问题展开的。”而且他所作的努力“在易佛关系研究史上，具 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应该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第 313 页） 谢先生的《研究》将智旭其人其书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考察社会 环境、文化传统和思想条件，以弘博的视野汇通古今，用缜密的心思深入探察，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研究力作。如果说，晚明的智旭援禅证易，是三教合一的力倡者，那么谢先生则沿着 这条学术圆融的道路更进一步，用更开放的胸怀做了更大的尝试，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努 力找到一种可以融会中国学术、东方学术、西方学术的思想，来处理和协调不同文化学术之 间的关系，相信一定能够真正开创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互补新局面。”（第 313 页）这也正是 这部著作的最大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