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记里,我记了毛主席的《送瘟神》,队长把毛主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 船明烛照天烧”念成了“借问瘟君欲何‘住’”,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把咱们 毛主席的诗词写错了,那个时代,是反革命呢 当时,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我读过斯诺的书,在日记里 记了斯诺去世这个事儿。斯诺的全名是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我在日记里就记 着他的全名,队长念:"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 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其实,是队长自己把一个人的名字念成了三 个人的,然后自己发挥了一下想像,把斯诺这个人想像成我在美国的三个朋友, 在大会上一念,就成了我的罪状,不仅是对党的领导不满,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不 满,有走资派卖国的嫌疑。 北大荒特冷,我那会儿穿的棉袄,是有补丁的,补丁也是我自己缝的,针脚 粗粗大大的,也成了罪状之一,说我故意穿这么破,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说有这 样的思想基础,难怪要替现行反革命翻案,说我要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事。 那时,队上一下子没有人敢理我,见到我都躲得老远,我仿佛真的成了一个 十恶不赦的坏蛋,又像上次那个破坏性极强的sars病毒一样,大家对我都避之 惟恐不及。我知道,完了,还是工作组厉害,他们早就把反革命的帽子拿在手里, 想什么时候给我戴上就给我戴上了。 没过几天,晚上在食堂开大会,全队所有人员必须参加。我知道大事不妙, 做好了被揪上台的思想准备。果然,会一开始,工作组组长带头声色俱厉地把我 的种种罪状数落了一番,我的心一直悬着,表面上故作镇静,心里其实挺害怕的 不过我始终没被揪上台,一直到会开完了,也没见有什么动静,工作组只是把我 狠狠地数落了一通。最后,工作组组长宣布散会,我一个人还愣愣地坐在台下的 凳子上,也不敢起身先走,怕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我坐在北大荒冷冷的冬天里 不敢吭声。老乡们陆续散了,各自回家,等到那个食堂改造成的礼堂里只剩我 个人时,我才站起来,低着头往外走 走出门,我打了个寒战,突然听到一个嗓门特大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原来 是洪炉上打铁的老孙,他根正苗红,平时在洪炉上打铁,给生产队打点锄头斧头 镰刀什么的。老孙说:“肖复兴,走,到我家喝酒去。”接着还说:“如果有人在日记里，我记了毛主席的《送瘟神》，队长把毛主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 船明烛照天烧”念成了“借问瘟君欲何‘住’”，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把咱们 毛主席的诗词写错了，那个时代，是反革命呢。 当时，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我读过斯诺的书，在日记里 记了斯诺去世这个事儿。斯诺的全名是埃德加·帕克斯·斯诺，我在日记里就记 着他的全名，队长念："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 "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其实，是队长自己把一个人的名字念成了三 个人的，然后自己发挥了一下想像，把斯诺这个人想像成我在美国的三个朋友， 在大会上一念，就成了我的罪状，不仅是对党的领导不满，还是对社会主义的不 满，有走资派卖国的嫌疑。 北大荒特冷，我那会儿穿的棉袄，是有补丁的，补丁也是我自己缝的，针脚 粗粗大大的，也成了罪状之一，说我故意穿这么破，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说有这 样的思想基础，难怪要替现行反革命翻案，说我要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事。 那时，队上一下子没有人敢理我，见到我都躲得老远，我仿佛真的成了一个 十恶不赦的坏蛋，又像上次那个破坏性极强的 sars 病毒一样，大家对我都避之 惟恐不及。我知道，完了，还是工作组厉害，他们早就把反革命的帽子拿在手里， 想什么时候给我戴上就给我戴上了。 没过几天，晚上在食堂开大会，全队所有人员必须参加。我知道大事不妙， 做好了被揪上台的思想准备。果然，会一开始，工作组组长带头声色俱厉地把我 的种种罪状数落了一番，我的心一直悬着，表面上故作镇静，心里其实挺害怕的。 不过我始终没被揪上台，一直到会开完了，也没见有什么动静，工作组只是把我 狠狠地数落了一通。最后，工作组组长宣布散会，我一个人还愣愣地坐在台下的 凳子上，也不敢起身先走，怕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我坐在北大荒冷冷的冬天里， 不敢吭声。老乡们陆续散了，各自回家，等到那个食堂改造成的礼堂里只剩我一 个人时，我才站起来，低着头往外走。 一走出门，我打了个寒战，突然听到一个嗓门特大的人在叫我的名字，原来 是洪炉上打铁的老孙，他根正苗红，平时在洪炉上打铁，给生产队打点锄头斧头 镰刀什么的。老孙说：“肖复兴，走，到我家喝酒去。”接着还说：“如果有人